至诚如神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功夫

第50天（2023-1-19）至诚如神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功夫

          王阳明曾说过，把良知作为万物一体之心的知觉，遵从自己的良知，便可成就万物一体之仁。孔子以来儒学中“仁”的思想至此得以集大成，所以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说影响广大深远。

        比较一下朱子和王阳明的学术差别，我们不难发现日本人为什么偏爱阳明学。王阳明主张以行为主的知行合一，这是中国儒学的精神实质。王阳明继承发扬的，或者准确地说，复兴的正是儒学的践行精神。而朱子一生治学，理论丰赡，践行太少。换个角度来看，阳明学其实是回归到了孔子论述德行、实践德行的观念上。

        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进一步明确了孔子的思想。这句话是说，任何人都有感受他人的心。孟子又说“与人为善”“与人为乐”，这就继承了孔子的精神。“与”这个字体现了自他一体、万物一体的思想。

        孔子又说：“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篇》）这句话也论述了万物一体之仁。

        到了秦汉时期，儒学家吸收了道家的万物齐同思想，也开始提倡这一观点。《礼记·礼运》中讲述的大同思想便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很难说是纯粹的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该篇的后半部分讲述了圣人的礼治，其中“以天下为一家

，以中国为一人”讲述的便是儒家的万物一体思想。

        到了宋代，新儒学兴起，儒学家觉悟出了万物一体的思想，开始思考“万物一体之仁”。这也许是因为受到道家与佛教万物齐同思想的强烈刺激吧。周濂溪便是这一思想的先驱，他被称为宋学之祖。

          程明道与程伊川兄弟二人是周濂溪的门人。兄长程明道解释仁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医学上称手足麻痹为不仁，程明道以此为例，称仁是贯穿物我的血脉，因此他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二程全书》卷二），“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全书·识仁篇》）。

        程明道的弟弟程伊川，根据《周易》“履卦”的解释，指出：“夫上下之分明，然后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伊川易传》）又说：“古之时，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称其徳，终身居之，得其分也。后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荣，农工商贾，日志于富侈，亿兆之心，交骛于利，天下纷然，如之何其可一也？”（《伊川易传》）

      “南宋陆象山是朱子的讲友，他也说过类似的话。孔子曾论述学的重要性，以日常行为为主论道。而孟子则主张以行之本，即心为主论道。陆象山提倡心学，他说是读了《孟子》后领悟到的。他说：“人之才智各有分限，当官守职，惟力是视。……至于此心此德，则不容有不同耳。”（《陆象山全集》卷十一《与王顺伯》）总之，程伊川、陆象山的“万物一体”论就是把“安德知分”作为成就万物一体之心的准则。

      如此一来，自然有人提出，君臣父子各守己分，即正名分、守礼便是以万物为一体。

        张横渠是与程子同一时代的儒学家。他著有《西铭》，该文从同胞之情的角度论述了万物一体。张载认为，人与天地万物一气同体。国家社会的道德与家族道德相同，贯穿着骨肉般的温情，而且人们对于国家社会的道德应该如同对上天那样持有宗教般的虔敬态度。如此一来，他将家族道德中的骨肉亲情扩大到了社会国家层面，同时也给家族道德赋予了对上天那样宗教般的虔敬之念。可以说这一万物一体思想，是建立在儒学传统的敬天思想的基础之上的，富有宗教性，它立足于传统的重孝思想，以骨肉亲情为根基。概括来说，张横渠用万物一体说论述了以仁者为本的天人合一思想，高唱同胞之情。

          王阳明在“拔本塞源”论中这样写道：“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则尧、舜、禹之相授受，所谓‘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而其节目，则舜之命契，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为教，而学者惟以此为学……当是之时，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视如一家之亲……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术焻；孔、孟既没，圣学晦而邪说横。教者不复以此为教，而学者不复以此为学。霸者之徒，窃取先王之近似者，假之于外，以内济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遂以芜塞……”（《传习录》中卷《答顾东桥书》）

          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种敏锐的道德感知，具有好善憎恶的笃实情意。因此他认为，发挥良知的话，人们都可以恢复万物一体之心。

        前篇讲述的是夏、殷、周三代以前的情况，记述了当时的教学内容和世相。此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圣人教学得到了很好的推广。后篇主要讲三代以后，圣人之学衰落，邪说横行，人们为功利之念驱使，招致天下祸乱。为了拯救世人，很多学术思想应运而生，但都未奏效。文中详论了这一情况，指出为了实现救世，只有复兴圣学。幸而人们生来具备永远不灭的良知，只要致良知就能成就万物一体之心，就能够救世济人。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有异于圣人也，特其间于有我之私，隔于物欲之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视其父子兄弟如仇仇者。圣人有忧之，是以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以复其心体之同然。

        朱子提出“全体大用”的意图是什么呢？他是想说，高高在上、管理百姓的人无论持有多么仁爱的心，如果不能一一穷事物之理，将其技术化、实用化，使其有益于人们的社会生活，那么就不能达到完整的仁体。王阳明在提倡万物一体之仁时，考虑了知识才能的必要性，可以说和朱子的“全体大用”论的主旨是一致的。

      王阳明把尧、舜、禹相传的心术作为圣学教学的纲领，表明他是以心学为宗旨的。前面已述，王阳明的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揭示了陆象山读完《孟子》而领悟的心学的奥秘。

        陆象山认为本来心就是天理，因此提出“心即理”。而他的讲友朱子批判说陆象山的心学与禅宗的心学相同。朱子认为，人内在的理是心之本体的性，因此提出“性即理”，因为心中难免有不纯的东西混入，所以不可以说“心即理”。在朱子看来，如果把心作为天理，那么心中的不纯之物也会成为天理，因此需要通过严格的修行即“敬”来净化内心。”

          但是如果按照朱子所讲，就会有心灵受到束缚之嫌。总之，朱子关注心中不纯的一面，因此提倡严格的心术，主张通过“敬”来净化它。陆象山正好相反，他着眼于心中纯正的一面，提倡要大力发挥它的作用，坚持把它作为学问的根本。《书经·大禹谟》中写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可以说朱子关注的是人心，而陆象山关注的则是道心。

        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心学，提出“致良知”说，自然也是以道心为主。也许是因为这一点，他在引用《书经》中的句子时只引用了“道心惟微，惟精惟一”，没有列举人心。王阳明是站在以道心为主的立场上不去涉及人心，还是不经意间忘了列举人心，这就不得而知了。不过，王阳明虽然以道心为主，但是在克服欲念方面十分严格，因此他在提倡“良知”说以后也不断强调这一点。

        关于道心与人心，朱子说：“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朱子的说法看似将人心与道心分开考虑。因此，王阳明批判这是“二心”说，提出心只有一个。朱子采用“二元论”即分析性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道是崇高严正的，所以应严格面对现实。而王阳明采用“一元论”即统一性的说法，是因为他认为道是富有生命力的。

        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而才能之异或有长于礼乐，长于政教，长于水土播植者，则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于学校之中。迨夫举德而任，则使之终身居其职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视才之称否，而不以崇卑为轻重，劳逸为美恶；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当其能，则终身处于烦剧而不以为劳，安于卑琐而不以为贱。

          陆象山在给包显道的信中这样写道：“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通身纯是道义。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第今人大头既没利欲，不能大自奋拔，则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此不可不辨也。若真是道义，则无名声可求，无胜负可较，无才智可恃，无功能可矜。唐虞之时，禹、益、稷、契功被天下，泽及万世，无一毫自多之心。当时含哺而嬉，击壤而歌，耕田而食，凿井而饮者，亦无一毫自慊之意。”（《与包显道书》）

        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此圣人之学，所以至易至简，易知易从。学易能而才易

        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复心体之同然，而知识技能非所与论也。

        《孟子》开头有这样一段话。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

        为什么孟子比孔子更重视义与利的对立呢？我想这与时世有很大关系。与孔子时代相比，孟子时代的道义退化得更严重，可以说已经堕落于尘埃。”

          前汉董仲舒提倡“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事功学派批判这种道德主义，提倡义利一致、义利双行。他们是现实型的学派，以实事事功为主旨，认为不在这个前提下提倡的儒学之道在现实中不起作用。事功学派的代表人是永嘉地区的叶水心和永康地区的陈龙川，前者开创了永嘉学派，后者开创了永康学派。他们反对划分王霸之别，然而，他们的事功主义也遭到了朱子的严厉批判。”

      本来儒学就是以实学为本。所谓实学，是指实用的学问，一方面包含了可以经世济民、追求实用的意思，另一方面是指，不是口头上求道或者书本中求道，而是通过体认领悟而掌握学问。宋代的程子提出儒学是实学，于是当时大家都开始提倡实学。程子、朱子等从实学的立场上批判汉唐的训诂记诵之学，称它是口耳之学，即舌尖上的学问。他们认为老、庄、佛教的学说是虚学，不以经世济民为要，所以对其予以猛烈抨击。

        从实用学的角度来看，对于霸道以及事功派的学说，我们不能一概否定。因为在现实社会中，功利思想席卷了人们，即便是谈理想，也要在现实中去实现。如果一概拒绝，就有可能会像道教徒和佛教徒那样，羡慕隐于世外、脱俗洒落的境界。而且，对于利、功利、恶，一味强调义、仁义、善并热切论述，动则拘泥于我执我见，反倒在不知不觉中[…]”

        世之儒者，慨然悲伤，搜猎先圣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补于煨烬之余；盖其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道。圣学既远，霸术之传积渍已深，虽在贤知，皆不免于习染，其所以讲明修饰，以求宣畅光复于世者，仅足以增霸者之藩篱，而圣学之门墙遂不复可睹。

        王阳明写道，汉代儒学家从被焚烧的书籍中收集了“六经”的残篇，并加以修补，想要挽回先王之道，结果最终未能避免被霸道污染。事实如何呢？汉代出现了很多儒学家。汉文帝设立《论语》《孟子》等的博士；汉景帝之子河间献王比较好学，收集了很多先秦旧书，设立了《毛诗》《左氏春秋》的博士；董仲舒辅佐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立儒学为国教；刘向、刘歆父子致力于整理、校正汉成帝时搜集的古籍。然而，他们大都只是致力于忠实地传承儒家经典的训诂，对儒家思想几乎毫不关心。

        西汉的儒学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陆贾、贾谊、董仲舒、刘向、扬雄、刘歆等人。陆贾为汉高帝效命，著有《新语》，想要调和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大体还是主张以儒家为本治理国家。《新语》中记述经书格言的内容比较多，几乎没有什么新的学说。贾谊为汉文帝效命，著有《新书》，书中[…]”

        宋儒的心性之学，将一切道之本源求诸心性，提倡心性存养的必要性，应该有助于克服功利之念。但是王阳明认为，宋儒的心性之学还不够彻底。正如“游骑不归”那样，宋儒求道于心外的世界，徘徊而忘记回家。如此一来，王阳明自然会觉得，宋儒的学说对于克服盘踞内心的功利之念没能充分发挥其力量。于是，正如王阳明在本论最后所讲的那样，面对功利之念，只能拔出自家宝刀，即良知。

        人之尊卑应因何而定？彼锦衣绢帽，住大厦高楼里，食有美肉，出有黑漆马车，役使人而不知世上一切辛苦者为尊，敝袴粗褐、住茅屋败篱中，啮糟糠、卧草席，日夜营营忙于生计之道者卑否？决否然也。然因何定其尊卑乎？余云唯在其心事高洁与卑劣。天因其能力与各人相应之职。农夫亦可，小官吏亦可，劳动者亦可，唯忠实其业务，且于私利私欲之外，有思社会国家之心足矣。彼之外得高地位，贮财产，装纯然绅士，内心无一片爱国之心，为私利私欲之龌龊之辈，毕竟不足语焉。吾人他日出社会所得地位有千差万别。然不论其职业若何，其地位如何，若其志高洁，其行为清廉，真心计国家隆盛，足矣。余比之浊富之伪绅士，宁希廉洁之农民事也。

        万历年后，阳明后裔渐趋衰微，至清康乾年间，已是学脉绝传，族中再无读书之人，而大多以商贾为业、佣工为生。至于族中财产，除坐落于绍兴光相坊的伯府第系朝廷御建，产权（包括山、地、房）列入官府“防护录”，作为祭产不准变卖外，其余各房台门住宅都被陆续变卖殆尽。

        个人感言：

          冈田武彦先生中国儒学功底深厚，以阳明心学为基础，他系统性梳理整个儒学的发展历程，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一直到宋代周敦颐、二程兄弟，再到朱子，冈田武彦先生认为阳明心学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孟子的“良知良能”“万物皆备于我”《礼记.礼运》“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加上阳明对佛道的钻研学习，对阳明形成“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核心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

        良知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知觉感受，所谓麻木不仁，就是这个道理，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应该提升自我的洞察力、觉察力与反思力，洞察能力是对于外部环境的知觉感受，觉察力是对外部环境变化而产生的感同身受的反应能力，反思力就是对于外部环境变化，我们如何观察自我内心世界的变化，加强自我检讨反思，省察克己，知错就改，剔除私心 杂念，提升自我对客观事实与问题的内在认知！从而进一步加强自我在实践过程之中的体认与体验！以打通我们与天与地与人的互动感应关系。

        朱子与阳明最大区别在于，朱子一生非常勤奋治学，注遍群经，希望在书本中不断探究事物的天理，皓首穷经，书看的非常多，真正去实践的非常少。某种意义上朱子大半生都是困在故纸堆里，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纸上得来终觉浅，还须此事要躬行。阳明则非常重视实践功夫，阳明不会被书本所捆绑，相反阳明能够立足现实，做事见机行事，能够以最简易最真切的行动去解决现实问题，无论是平南赣与广西匪患，还是突遇辰濠造反，虽手无寸兵，居然能在四多天平定。除了阳明精通兵法之外，更重要的是阳明认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一个人只有安心于内，不心外求物所致，心定则智慧无穷，智慧无穷则借助天地万物一体之力换狂澜于既倒。为何阳明能够做到“用兵如神”，关键在于阳明“至诚如神”，诚意满满，无私心无杂念，心底高洁，以良知为核心，开动思考机器，迅速化解危机，化被动为主动！一手烂牌照样可以打好打出人生奇迹。所以，朱子某种意义上是理论派，许多观点还需要实践去检验，事实朱子的一生都在书本学问上，一生也没有建立掀天揭地的事功，这是朱子的短板。而阳明一生虽好学，但绝对不是书呆子，而是不断反思不断复盘不断提升内在的智慧觉知，并积极投身现实世界，以身体力行创造一个个奇迹事功，阳明心学本质是求道之心，明心见性，简易真切，随机应变，良知为本，尽心为要，诚意正心的实践功夫的学问。

《王阳明大传》余超林解读之50: 至诚如神是阳明心学的实践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