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欢季节的月之暗面

文/宝木笑

很遗憾，世界上真正的狂欢季节只在巴西，热情洋溢的桑巴、设计别致的花车、尽情欢笑的人们……尽管那片土地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尽管他们漏洞百出的奥运会和贫民窟的糟糕被国人尽情调侃，但至少他们拥有着不矫揉造作的一个忘忧的季节。冲着远房亲戚嚼碎舌根，我们回到自己繁华的生活，对自身无力的愤懑恰似王蒙先生“季节系列”中的反讽，荒诞而压抑，《狂欢的季节》描述了那段特殊岁月的荒唐，近四十年过去了，也许著名出版人石涛在2012年《恶俗：或现代文明的种种愚蠢》再版时的一段话很能表达我们此刻的尴尬：“十二年前出版《恶俗》一书，是为了让国人警醒恶俗对中国社会的侵袭。然而恶俗的潮水终究无法阻挡，并且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彻底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这样一种悲哀，即使是对美国的恶俗无比敏感的福塞尔先生，也难以想象了。”

“毒舌”似乎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金星、杨二、柯以敏等为代表的人，这些阿姨撒泼打诨，好像里约狂欢节花车屁股后面的小丑，很卖力，也很热闹。另一种是高晓松甚至白岩松为代表的人，他们或许也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然而却在向公知的方向有意无意地前行，就如里约狂欢节花车边儿上刚刚进入桑巴学校的青年，虽然不能列队在车前，但至少路子是对了。如果在这两种之外，更确切地说是高晓松、白岩松等人努力向前的那个目标人群，就得数石涛先生提到的《恶俗》作者保罗•福塞尔了，《纽约时报》称他是：“观点尖锐的文学学者、文化评论家，是影响力巨大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具备写出博大精深又有趣的作品的才能，还敢于触犯一些势利的话题，比如等级、服饰、美国文化的愚蠢化等等”，福赛尔先生可不是腹内空空只懂鬓插妖花的俗物，这位美国现当代著名的作家、文化评论家，曾任教于德国海德堡大学、美国康涅狄格学院和拉特格斯大学，而且是门槛甚高的英国皇家文学学会会员，他对现象的批判更像一种内核审慎，外延犀利的联合体。

批判和毒舌的区别显而易见，批判建立在坚实的内涵基础上，当然毒舌也许是其有力的表述方式之一，然而单纯的哗众取宠的毒舌绝非批判，而是福赛尔口中的“恶俗”。福赛尔对美国社会的批判全面而不留情面，却很有些大方磊落的江湖气，敢于给“恶俗”定义的学者恐怕并不多见，而这也是《恶俗》能成为社会批判题材经典的根源之一，福赛尔这样定义恶俗：“恶俗是指某种虚假、粗陋、毫无智慧、没有才气、空洞而令人厌恶的东西，恶俗就是将本来糟糕的东西装扮成优雅、精致、富于品味、有价值和符合时尚”，或者用一种更简短精悍的表达，“恶俗就是弄虚作假、装腔作势却恬不知耻”，而这驱动这一切的又都是“以丑为美、以假为真、以浅薄为深刻、以愚昧为智慧”的自以为是、自欺欺人的恶俗之人。当然我们可以质疑《恶俗》中过于宽泛的批判对象，福赛尔先生将美国的餐馆、酒店、机场、电影、电视、音乐、大学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都牵扯进这种批判中，言语着实辛辣，但不得不承认，即使保罗是在用一种不讨喜的方式熬制“毒鸡汤”，事实仍然是事实，仿佛无论我们的狂欢季节如何繁花似锦，谁也不能抹去头顶的月之暗面。

如果让福赛尔从学术角度描述“恶俗”这一现象，他也许一定会将其归为社会学范畴，《恶俗》描写的是一个恶俗的社会，而非恶俗的个例。烽火戏诸侯和火烧罗马城荒诞、癫狂，当然也很恶俗，但其毕竟属于皇帝个体的拙劣行为，甚至按照福赛尔的定义，其更多应该归为“糟糕”：“糟糕就像人行道上的一滩狗屎，一次留级，或一例猩红热病，总而言之，某种没有人会说好的东西。”只有当恶俗的事物环绕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恶俗的环境，这种情况才是福赛尔在《恶俗》中要批判和让世人警惕的。恶俗是不可能在知识或勇气面前趾高气扬的，但一旦形成了某种环境氛围，就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惯性力，形成一种类似于“场”的东西，让人们陷入泥沼般的境地。充满着娘里娘气风格的恶俗酒店，问候成为一种过于谄媚的虚情假意，高档餐厅、咖啡厅等就餐场所五光十色充满异域风情，端上来的菜肴也是精致小巧或美轮美奂，但这些东西“是用眼睛来看的并非用嘴巴品尝的”，厨师拙劣的厨艺用“融合多种口味”来解释，“一切物品都散发着艺术的、社会的、或道德的意味，而人所染指的每一件物品似乎都是为了掩隐其糟糕或恶俗”，甚至菜谱的设计可以堂而皇之把顾客当作十足白痴，“雅致的”、“精美的”、“奶油般柔滑的”、“艺术感的”等假大空的词汇爬满了菜谱，甚至还会出现某种文学性——“三只煮好了的粉红色对虾在清淡的甜柠檬汁中愉快地飞旋着它们的舞步”……就像好多年前赵丽蓉老师在世的时候，演了春晚的一个小品，一心追星的孙女用港台腔大叫给我一杯“冰水”，郭达一声大吼，其赶忙改口“给我弄杯凉白开”。当年小品的搞笑包袱，没想到已经成为我们的日常，将《恶俗》中所有“美国”两字抠去而换成“中国”，我们会发现惊人的相似，就像石涛先生所说“恶俗的潮水终究无法阻挡，并且以极具中国特色的方式彻底充斥了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

这种类似于“场”的恶俗环境氛围不可能构建在公民层面的基础之上，它需要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它需要国家层面的意志，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恶俗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国家意志，在这样的意志影响下，将使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全面恶俗化，最终强化成一个更加粘稠的“恶俗场”。福赛尔批判恶俗的矛头直指美国经济社会的决策层，既有商业巨头也包括政府，美国的国民沦为拜金的民族，各地政府喜欢炫耀和引人注目的迫切欲望频频招致灾难：哈特福德市市立体育馆由电脑设计的假气派的宏大顶棚坍塌，堪萨斯城造价昂贵的室内拳击竞技场顶棚坍塌（而这仅仅发生在它获得美国建筑研究院颁发的一项设计奖五年之后），新泽西州刚建成不久的供城郊轻轨火车旅客使用的气派非凡的“每日广场中心”巨大的天花板掉了下来，50吨重的物体砸在一群人身上，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密歇根州庞提亚克市的银顶体育场的顶棚第二次坠落（原因是它无力承受一次密执安暴风雪的重压），全美每年大约有五百次类似的尴尬。这种决策层面的招致灾难的恶俗意识已经侵蚀到公众的日常，纽约市备受吹捧的新型公共汽车Grumman•Flxibles据说能节省燃料，对残疾人有利，有舒适的空调，全电力控制系统，但其轻型构架几乎一上路就马上发出疲惫不堪的噼啪声，驾驶出现异常，纽约交通局最终报废了这整批637辆公共汽车，浪费了纳税人9200万美元的投资……风和日丽时的太平洋仿佛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照着我们自己的样子：央视的“大裤衩”因为过于“著名”成为了某种恶俗的符号，各地类似的符号也不胜枚举，邯郸元宝山山顶的巨大体量的金元宝、北京天子庄园内的“福禄寿三星”旅馆、沈阳直接以铜钱为建筑造型的方圆大厦……至于福赛尔所言的各种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工程事故……

实际上，这种社会硬件设施甚至城市自我规划方面的恶俗即使形成了“场”，也仍然是一种恶俗的外壳，而恶俗的大众媒介却让这个“场”流动了起来，真正“活”了起来，这将对社会个体造成一种溺水效应，你无法换气，因为吸进的每一口媒体空气都在加深着你中毒的程度。恒源祥“12生肖”广告从原来的“羊羊羊”开始，又衍生出了一系列的“牛牛牛”，“马马马”，“猪猪猪”……太极急支糖浆让一个美女狂奔，一个豹子在后面拼命追，美女回头大叫“为什么追我”，豹子答“我要急支糖浆”……付笛声、任静夫妇代言妇炎洁，偏偏最后又整出一位外国大姐，推了一车妇炎洁，自豪地说“我也用妇炎洁”……本山大叔一脸暧昧地说“别问了,谁用谁知道”……老头老太太即使换成卡通的，但扭动的舞姿永远不变，脑白金和黄金搭档今年还送爸爸，送妈妈，送爷爷，送奶奶……开篇提到的金星、杨二、柯以敏三位“阿姨”，在各大综艺节目撕选手、撕嘉宾、撕主持、互撕……各大主流网站首页前三条国内国际要闻之后，就开始各种猎奇的事故和刑事案件，剩余部分花花绿绿，除了娱乐明星每天的吃喝拉撒，再就是各种没出名的性感美女搔首弄姿的图片，白花花的一片，笔者写此文的时候不小心点开浏览器，360搜索引擎默认的搜索题目是“最美天然母女似姐妹”……当我们关掉电视和电脑，扔掉报纸和杂志，选择出门放松一下大脑，却看到铺天盖地的《小时代》、《摆渡人》的巨幅海报……无奈之下拿起手机，微信里数十个公众号兴奋地显示着红点，仿佛一群葫芦娃在冲着我们欢叫：“点我，点我”……

是的，大众传媒一旦完成了初级阶段的“媚俗化”，必将自主进化到全面的“恶俗化”，而精神生活的“恶俗化”与其进行着双向的发酵和催化，恶俗将升级为一种精神病毒，它将迅速传染蔓延，最终感染社会个体的语言、行为、想法、精神直至信仰。感染后的社群将会把膨胀的虚荣心和畏缩的道德感在“恶俗”的强力胶水中死死粘合，于是更加堂而皇之的虚伪将丑化整整一个民族，他们时刻充满想要欺骗的冲动，想要遮掩不愉快的东西，或将普通的东西提升为令人崇敬或非凡的东西，通过矫揉造作的语言和行为试图抬高毫无价值的东西和空虚的自我。用“游戏”（gaming）代替“赌博”（gambling），“灰褐色”（taupe）代替“鼠灰”（mousegray），“开盘菜”（starters）代替“开胃小吃”（appetizers），“淋浴活动”（showeractivity）代替“下雨”（rain），“表现不佳的贷款”（nonperformingloans）代替“坏账”（baddebts）……福赛尔让读者特别留意那些谈论自己打算要写的书的人，或留意那本他们说他们正在写作的书，十有八九，那会是一本糟糕的、乃至恶俗的图书，因为好书总是由那些爱写书甚于谈书的人们创作出来的，用戏台的话说，这是写戏和演戏之间的区别。作家简•沃姆丝利更列举了“可以解释那些美国人干的无聊而古怪的行为”：慢跑、减肥、面部拉皮手术、人体冷冻、染发以及鄙视老年人等行为，令人惊奇的是福赛尔和她都认为那是美国特有的本质恶俗，显然他们都低估了中国发展的速度……

也正是在这种对恶俗的全景展示中，我们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恶俗产生的根源，福赛尔鲜明地指出“美国的愚蠢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肯定不是从富兰克林和杰弗逊那儿开始的”，恶俗产生的原因就像其表现形式一样是复杂的。电视、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虽然让知识和文化面临困境，但显然这不能与教育事业的孱弱相提并论，福赛尔在书中曾对美国小学二年级教师的恶俗例子大加抨击，因为那老师的知识水平已经到了无知的地步，如果反观我们自身，这样隐忧仍然存在甚至更深。福赛尔在90年代写作此书，当时美国的经济力量转入日本，一个大的代价就是使一个国家值得人们在其中居住的要素——舒适、差异、复杂和美好等事物被彻底摧毁，而随着21世纪美国凭借互联网经济的迅速中兴，相同的困境出现在了日本，可见经济大环境动荡会带来不可想象的蝴蝶效应。然而，经济的繁荣也并未能让恶俗病毒远离我们，相反却愈演愈烈，如果在极度繁华中的生活是如此枯燥乏味和单调，如此疏离于过去的更加丰富的精神充实，那么每一个社会个体都必将产生通过所谓品味的提高来进行补偿的心理冲动，恶俗于是成为一种可以理解的，对于全民族的空虚和乏味的自然反应。

尽管如此，每一种恶俗的狂欢仍然都是煞有介事的，这似乎成为了恶俗的某种前提，本质上恶俗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表演，这个“场”中的人必须要全身心投入其中，才能逐渐麻木自己的神经，逐渐忘记内心的空虚。按照福赛尔的逻辑，恶俗的更高形式是恶俗的想法和信仰的恶俗，这貌似一种用恶俗信仰进行的一场自我催眠，奇迹祷教服、卡克拉平衡、水晶球占卜、预言家、星象术、铜锣（用于手枷术，专门对付那讨厌的关节炎）、劫持UFO、造访外层空间、过去生活疗法以及体外旅行等五花八门的招术层出不穷，也许福赛尔更想表达的是一种恶俗背后的信仰危机。如果说当代市场经济环境中，逐利性是人们生存的物质支柱，那么信仰则是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从现在到未来的相当一段时间内，我们将仍然继续生活在道德与信仰的废墟中，整个社会的信仰崩溃和道德失范的混乱状态仍将持续，“恶俗已经领先了一大步，任何力量也休想一下子让它慢下来”，这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在科技和经济双重膨胀，信仰和道德却双重畏缩的今天，保罗•福塞尔写作《恶俗》的意义也许就在于让我们认清狂欢季节的月之暗面，并获得某种毒舌的勇气，毕竟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惟一的办法就是去嘲笑恶俗，如果连这个也不行的话，你就只好去独自哭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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