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
其实，写吕老师的简介之前，我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站在民国老师的立场，任性判卷的事儿让我钦佩——当年中学里正在进行一场地理考试。所有考生都在奋笔疾书，双眼紧盯题目。忽然间，某位考生眼前一亮。原来试卷上有一道关于长白山地理的题目，这可是他擅长的，考生顿时兴奋起来，想到什么写什么。可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哪里还想着考试的事！他只答了一道25分的题，出乎意料地，老师竟然给他75分的高分！这位任性又幸运的考生，叫钱穆；而这位任性的老师，是吕思勉。钱穆后来成了和吕思勉齐名“现代四大史学家”之一。
这样的一位师者，一位教育家，一位为祖国学术宝库留下一千多万字史学著作的人，他不是史学泰斗谁是呢！我不论别人如何评价他，反正他的著作我是必须要看的。《中国通史》《中国历史研究》《白话本国史》等，会陆续做摘记。
窃以为：绪论四章可以追本溯源。
历史的定义和价值何在呢？或者所谓既往就是历史，或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的过程者也——我们追求历史真实大概是想知道怎样活着，而我们知道历史意义可能是想明白怎样生活。
我国民族的形成，“过去之中，曾吸合许多异族。因为时时和异族接触，所以能互相淬砺，采人之长，以补我之短；开化虽早，而光景常新。”“我国民族的能团结，确不是偶然的。”
中国疆域的沿革，“历史上东西洋的界线，是亚洲中央的葱岭……葱岭以东的国家和葱岭以西的国家，在历史上俨然成为两个集团；而中国则是历史上东洋的主人翁。”
本国史时期的划分，“大体言之，我国的历史，可划分为上古、中古、近世、现代四个时期。”
接下来的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又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方方面面进行详实的记录。
我国民族的起源，“却有可征的，当推三皇五帝。”
太古的文化和社会，“太古的社会，情形毕竟如何？古书所载，有说得极文明的，亦有说得极野蛮的……二者果孰是？我说都是也，都有所据。”
唐虞的政治，“尧、舜、禹的禅让，具体的事实如何？”
夏代的政教，“五行之说，是源于夏代的。”
商代的政教，“商代传三十一世，王天下六百余年。其制度特异的，为其王位继承之法。商代的继承法，似乎是兄长死后，以次传其同母弟；同母弟既尽，则还立其长兄之子。”
周初的政治，“东周时代的历史和西周时代判然不同。在西周，还同夏、殷一样，所可考的，只有当时所谓天子之国的史事。到东周时代，则各方面的大国事迹都有可考，而天子之国反若在无足轻重之列。”
古代的封建制度，“封建制度，当分两层说：古代交通不便，一水一山之隔，其人即不相往来……这可称为封建制度的后期。从前期到后期，亦是政治的一个进化。众建亲戚，以为屏藩的制度，莫胜于周代。要明白周代的封建制度，又不可不先明白其宗法。”“社会的组织，本是起于女系的。”
我国民族的滋大，“所谓民族，本以文化的相同为重要的条件。我国文化的扩张，便是我国民族的滋大。”
春秋的霸业，“春秋时代，王室已不能号令天下。列国内部有什么问题及相互之间有什么争端，都由霸主出来声罪致讨或调停其事。”
战国的七雄，“秦国的民风，本较六国为强悍，而其风气亦较质朴。秦国的政令，又较六国为严肃。所以秦兵一出，而六国都不能敌。”“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灭齐之岁，史家就算它是中国一统。”
中原文化的广播和疆域的拓展，“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东方的大国？原因与其说是兵力的盛强，还不如说是文化的优越。”“只有黄河流域，气候寒暖适中，地味不过腴，亦不过瘠。而且平原广大，易于指挥统驭。所以较高的文明、较大的国家都发生于此，而成为古代文化的中心。”
春秋战国的学术思想，“因时势艰难，仁人君子都想有所建明，以救时之弊。而其时社会阶级，渐次动摇，人民能从事于学问的亦渐多。于是一个大师往往聚徒至于千百，而学术之兴遂如风起云涌了。”
春秋战国的政制改革，“春秋战国时，儒家就有立君所以为民、民贵君轻诸说。怕旧说的势力一时不能打倒，则又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说，实在替平民革命大张其目。使汉以后起平民而为天子的，得一个理论上的根据。”
上古的社会，“岁月渐深，武力把持的局面渐成过去，政治的势力渐渐抬头，而阶级的关系一变。原来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虽有阶级，而同一征服者之中，亦仍有阶级。”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的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以为只要一味高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秦汉之际，“这时候，封建思想还未破除。亡秦之后，自然没有推一个人做皇帝之理。于是便要分封。”
前汉的政治，“当汉初，承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余年的长期战争，加以秦代的暴虐，秦、汉之际的扰乱，天下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之治，只有清净不扰的政策最为相宜。”
新莽的改制，“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乃后世经验多了，知道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才有此等姑息的话。汉代的人，是无此思想的。”
后汉的政治，“坏于外戚宦官的专权，而外戚的专权，起于和帝之世。”
两汉的制度，“其民以百家为一里，里有魁。十里为一亭，亭有长。十亭为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激徼，主徼循，禁贼盗。”
秦汉的武功，“是一个亟须研究的问题。”
两汉的对外交通，“又当分为海陆两道。”“交通既启，彼此的文明，自然有互相灌输的。”
两汉的学术，“不论什么事情，都有创业和守成的时代。创业时代，诸家并起，竞相前途，开辟新路径；到守成时代，就只是咀嚼，消化前人所已发明的东西了。两汉时代的学术，正是如此。”“天下总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人少，为利禄而学问的人多。于是一经说至百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儒家之学遂臻于极盛了。”
佛教和道教，“道则是方士的变相。后来虽摹仿佛教，实非其本来面目。二者都可说是中国所固有的，只有佛教是外来的。”
两汉的社会，“提起当时的民生来，都是疾首蹙额。”
三国的鼎立，“诸葛亮是个绝世的奇才，内修政治，用法治的精神，把个益州治得事事妥帖。所以能以一州之地，先平南方之乱，次出师北伐，和中原相抗衡。”
晋的统一和内乱，“同族之争，胜利又卒归于异族。五胡之中，本以匈奴为最强，其所处，又是腹心之地，亦最有民族自负之心。”
边徼民族和汉族的同化，“晋时，北方割据之国共有十六之多，然而其中有关大势的，也不过地处中原的几国。”
南北朝的对峙，“经过一百三十六年，扰乱中国的五胡，多和汉族同化了。只有拓跋氏，其起最晚，其入中原也最后，所以又和汉族相持了一百四十年。”
魏晋南北朝的制度，“最可纪念的，便是刑法……则实自《晋律》始。”
魏晋南北朝的文化，“颓废的人生观，是这时代人的一个大病。”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汉朝是兴于平民的，其用人亦不论门第。自古相沿的阶级，到此本可铲除。然而政治上一时的设施，拗不过社会上自古相传的观念。”
隋之统一与政治，“从南北朝至隋，可以算是我国历史上由乱入治之世。但是其为治不久。”“南北朝以后，荒淫暴虐的君主颇多……隋炀帝，便是属于后一种的。”
唐的开国及其盛世，“太宗是三代下令主。他长于用兵，又勤于听政，明于知人，勇于从谏。所以其武功、文治，都有可观。”
隋唐的武功，“虽不如唐朝之盛，然而是唐朝开拓的先声。其规模，较汉代尤为广远。”
隋唐的对外交通，“隋、唐时代，国威之盛不减汉时，而世运又另当别论三百余年的进步，交通的发达，自更无待多言了。还有一惊人之事，则中国在当时，似已与西半球有交通。”（未完待续）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