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少了些什么？
当我们提及一个大学校园，第一想到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都会问这个学校是国家重点大学吗？然后问这个学校哪个专业比较厉害？最后问这个学校的地理位置在哪里呢？
这个是生活经验中的尝试富裕我们的直觉认知，可如果用这种传统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和选择，可能对于很多英才来说，都是对其兴趣的一种残忍截肢。
因为，教育家说过，我们应该依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去选择学校和专业（当年四川大学给与名额学习考古学，我就没有选择那个远离兴趣的专业）。
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你，可知道，做学问不在于资源怎样被动的灌输给你，而正相反，应该是你怎样积极主动地充分开发身旁所有的资源来为己服务。
如果你不喜欢你所在的学校而埋怨时，那么在一个还算相对公平的竞争程序里，你怎么会落败于别人身后而被迫选择这个地方呢？
中国大部分高等学府缺少的不是任何硬件资源，令人讽刺地，稀罕的是一种沉下心来的教书育人的氛围和学问研究环境。
哲学家的境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下，不要因为社会而做出相应的反应，试问能有几位能够做到？如果你认为，优秀的教育资源都被无情地剥夺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创造优秀的资源呢？
你总是抱怨这个不好，那个不公平，好像一切都在与自己过意不去，一切都是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物。
在一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年代，反问，你自己为什么不进行一番个人素质的修养，而做到身无旁物、沉下心来的个体呢？你是否曾经想过在一幽僻环境中阅读中化的文化宝库，多去理解并领悟西方哲人对世界、社会、人生的看法呢？
如果因为你的完全不自信，以致于在别人面前呈现一种自卑心态，那么，你将会并持续输在一个并不是完全竞争的社会架构中。坦率而言，近些年来的所学所教，很多是空洞的理论和不切实际的强制灌输，直接生产力创造岂能那么轻易学习和被教育到。
事实是，在一个中国社会里，培养出来的人才要么是脱离实际的空洞理论家，要么是连最基本的理论都懒得理解的实践者。有多少人能够扪心自问：“自己这一生是否能够挑战诺贝尔奖？”，可能，你一旦说出来，我想你就获得了一种最大的成功。
可，一旦，我说某某人有过挑战该奖的想法，大多数人就会不屑于他这一介草民和狂徒的“白日做梦”。事实是，这就是你与西方世界观念的最大区别——汉民族被奴役惯了，一旦要去打破常规，总会面对那些自卑怯懦的人的阻力和轻视。而遇到这种情况，你的成功就在于你的自我修养是否达到了一种“无他”的境界。
为什么一所高校就不能进行改革，把同学们的自信培养作为重要的课题呢？我们不缺头脑、知识和修养，唯一缺乏的可能就是“自信”和“勇气”。
每当，我听到某些老师在课堂上，抱怨自己学校学术氛围不够浓烈，缺少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等，我也实在感触颇多。可是，为什么你们自己选择该校任教却不愿意承担选择的后果，还要来削弱年轻学子的意气和创新氛围呢？
你们自己缺乏熟练技能就不应当责怪社会的不公平，学校的不公正，学生的懒惰和散漫。这是一系列僵化体制所造成的伤疤，而非你以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身份，在那里孤独的呐喊、郁闷所能改变和反转的了。
既然这些老师承认，他们并不比别人差，那么试问，你们在学问研究方面，真实花费了多少的心血，多少的思考和多少的默默以身作则呢？
如果，你们只是把大学里的教书当成，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和攀登权利欲望的阶梯，那就确实蛮遗憾的，你们定会遭到生命意志的残酷惩罚和检讨指责。
做学问、教学生是需要耐心和毅力的，选择了做学问，你就默认选择了与孤独为伴的生活。可不幸的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较多老师是在顶着教授头衔，在社会上做着做数个兼职赚取轻松业务费。
这种选择本身不一定错误，但你在学术上的创造力将会由于过多的精力分散而被耗散掉。若缺少了做学术的时间条件，再加上本来可能就没有多大造诣，然后，却在那里佯装满腹经纶而对学校进行指指点点，那就是值得商榷和考量的。
中国的学校不缺少氛围，不缺少资源，真正缺少的，正是那些老师们可能没有发现却在不停实践的过度社会化了
。既然，你们是在利用学术进行自我谋利，结果可想而知，等于是自掘坟墓式的自我殉葬。如果，每个老师都在想：“我怎么能够在学问研究上进行更深一步的探究？”；
如果，每个老师都能够，为了一个疑惑自己的问题去不断思索而忘记世俗的世界；如果，每个老师都把教书育人作为他们此生唯一的追求和信仰，那这样的氛围和环境，催生的应当是学生爱戴老师如父母的皆大欢喜场景。
作为一个培养学生的加工厂，作为一个学术研究的载体，作为一个连接劳动力市场与产业市场的平台，学校已经被缔造成了一个现代文明社会中的核心实体。
可是，回到实际我们想想，有多少学校领导能够深入学生的生活学习中，体察关心他们的内心意识以及学习造诣呢？
作为一个教育未来一代主体的机构，学校就应该让学生们体会到社会的公平、公正和透明，让他们体会到学校是一块最圣洁的学习场所，不容许有半点不干净不纯洁的杂质、瑕疵。
现实总是很残酷，正如我们亲自目睹的那般，学校里官商勾结、圈钱交易、寡头垄断、卖官鬻爵等现象层出不穷，也因此长成了当前社会中的一块硕大毒瘤。
既然，作为一个高等经济院校，那么学者型领导应该比我们更知道，经济学的第一要义是进行有限资源的优化搭配，以使整个社会福利的极大化。
可令人失望的是，学校却利用公权力去抢夺有限的资源，用行政力量来代替市场理性，然后，催生了一个又一个令人贻笑大方的悖论规定。
市场派认为，中国改革自改革开放三十年来，能够获得巨大发展的原因，就在于释放了人作为人的最基本自由权利，政府必须要管住那只贪婪成性的魔爪。
试问，国有企业改革为什么受到这么多的诟病，最后还引起了,以郎咸平等为首的新左和以周其仁等为首的新自由派间的世纪大论战？为什么美国在19世纪就已经通过了著名的《谢尔曼法》，来阻止市场垄断所造成的无效资源配置后果？
可高等院校领导却在实践中再三践踏经济学最灵魂条款——混乱市场政府界限，这岂能让我们接受它是一种可以选择的现实。而社会上一系列肮脏的手段，总是不停地在学子眼前演绎，以至于让学生们渐渐地认为社会本来就应该如此那般——谋私、走后门、靠关系、行贿、吃喝嫖赌等。
可能，校领导会宣称强制停业这些混乱的小卖部，是为了更好的集中学校资源，形成一种规模效应来有效地为学生社区服务。那么，问题来了，我们毕竟还没有学习过：“消费者利益的损失是另一种消费者福利的增加”。
让我们做出假设，倘若处在一个完全放开的竞争市场中，那么，学校里的这些“超市”早就不可能暴利运营了。因为，学校从未公开过超市任何相关信息，以至于这中间的利益关系，可能远远超过了我们的相象和理解。
听人提起过，对当下的学校来说，其最大的难处在于怎么偿还因开展巨大建筑工程活动而背负的高额银行债务。
当然，这不是我们今天探讨的问题核心，何况，尊敬的财经院校，你为什么就不能用另外一种更加令人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问题呢？
尽管，中国高等教育资源更多的被北京的那一些高校所掠夺了，但，我们还是有能力进一步改进教师队伍科研能力，来广泛承接课题赚钱并获得荣誉的。
一所高等学校能通过此种方式解决所遇到的债务问题，岂不是能够一下子在问题的两个方面取得双赢吗？
如果，学校领导能够把学校的学术氛围放在第一位，能够让更多的老师把一个课题放在全校进行公开讨论，能够让学生的操作和理论素养在该种氛围中以指数形式上扬，那，这是对教师和学生两个团体最激奋人心的愿景。
一直在胡乱的思忖，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就不能来一次彻底的革命？
我们的高校，总是在那里小修小补，可是，这并没有解决一些制度性难题。社会上的思想家就呼吁，只有在一个不那么浮躁的社会里，我们的高校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和社会脊梁。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体制，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是相当不完善，更是问题层出不穷、隐患不断的。而面对此种情形，我们现在能做的，可能只有独善其身，并今早接受该种社会潜移默化的规则，以免受将来因适应不了社会规则而碰壁不断。
为什么外国的最高领导者能够跨越式竞选总统，而我们只能一步一步的攀登，等到60了才能掌握这个舵，摆渡这支船。(估计需要更多经验才能够理解中国社会)
在媒体给我们灌输的印象中,外国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拜金主义者，是何其邪恶令人难以新生好感；可现实，是他们的社会运行的何其良好，经济何其成功，人们生活获得很多保障。咱们的反问：“诺贝尔经济学奖难道只欢迎那种人生意志吗？”
Jul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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