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的时候，同学邀我一起做学术研究项目，想来自己缺乏与人合作的能力，而这算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便应了下来。课题是关于“新时期校园文学”的，之前本校并没有人做过这个课题，所以我们没有前车之鉴，在老师的指导下，便将最大的精力放在了资料的整理上。与资料打交道之外，我们还分成小组去采访原来在师大文坛风云一时的人物。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因为整理的任务较重，便一起去采访了还在师大任教的一位老师——徐兆寿。
话说初见徐老师，我们很拘谨，而他不是很清楚我们的来意，所以说的也少，基本上是我们恭恭敬敬地问，他规规矩矩地答，内容多半是回忆他的校园时期。谈起在文字里挥霍的那些岁月，聊天渐入佳境，话题也就不需按部就班了，他甚至是有些兴奋地为我们讲述那些过去，狂热的、光辉的、暗淡的，讲述他作为诗人的种种和他的诗人朋友们。谈到自己的作品，他还是青睐那些年的东西，虽然青涩稚嫩，但敢想。他说自己现在有时都很惊叹于某一句诗的想象，纳闷自己当初是如何写的，换做现在的自己，想必是写不出来了。
徐老师年轻时就有一个“诗人梦”，最后也梦想成真。不过，比起诗歌,小说才是他“文字生涯”中最为光彩的一笔，起码，在世人眼中是这样的。如今，他的文风已然成熟，文笔也是老辣，写的东西更多地融入了在时间里生长的沧桑，思考取代了那些青春岁月的想象，作品多了份重量。去询问“一个人是怎样改变”或“为什么改变”，我认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如果有人来问我，我就答不上来。所以，当身边的同学问起了徐老师这个问题时，眼前的画面几乎重合了我脑中的想象——他愣了半晌，然后一笑，是那种能抖起肩膀的笑，说：“这怎么说呢！反正就变了呗。”人的改变大概是自然而然、在某些难以捕捉的瞬间，等到察觉，都是水到渠成之后了。求变求变，“变”岂是能“求”来的？既然无法渴求，又何必问个因果。
当时，历史文化学院正好邀请外来的教授在学校开讲座，那位老师说：“一个历史学家，首先必须是一个思想家。”徐老师便借了这个“句式”，说：“一个诗人，也得先是一个思想家。” 他成名于学生时期，写诗、作文，皆有“作品”，而面对三个后生，他还拿出自己的研究性著作——《中国文化精神之我见》，赠予我们。原来，他现在也是做学术的！
有一个片段，是我时常想起的。徐老师说他年轻的时候，去参加较有规格的文学研讨会之类的活动，诗人、作家的位置都安排在靠前些，而专家、学者等，都是坐在后排的位置。现在嘛，正好相反。世道大概是跟原来不同了，这样的感慨，我最尊敬的老师也有过，他说原来教的学生里，时常有人向他请教“老师，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作家，或者诗人”，而现在很多学生大多询问他如何学术研究。
诗人浸于情，学者精于思。当一种身份认同度高于另一种，本就不在同一概念范畴的两者，难免被人当做比较。在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教授徐晋如，曾经有过“大学中文系应该是培养作家的地方”的论断，大概也是崇尚“学者”的风气太盛了吧！不过，这种稍显强硬的矫正，还是不多的，多的是一种调和的思维。但是，善思的诗人和善感的学者，到底是彼此裨益呢，还是彼此龃龉？估计是扯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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