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婆总是在电话里说，当年和她同住在小康新村里面的小姐妹们，一个个不是搬去和儿女同住，便是去世了。几年下来，认识的人倒是越来越少。
我已经很多年没回老家，但言语间，还依稀记得当时和我外婆关系最好的身形圆润的叶婆婆，很苗条有个尖下巴的杨婆婆，笑声爽朗的刘婆婆。虽然她们的相貌已经在脑海中模糊，但还记得她们总是慷慨地往我的手里塞金币巧克力和白蓝色糖纸包裹着的花生牛轧糖。
我幼儿园的时候是外婆带的，她们几个老姐妹聚餐，外婆也会带上我去。我记得桌子上总是有盐水鸭，有水晶淆肉，我两眼放光，吃半口这个，又迫不及待去夹下一道菜，再加上我夹筷子的技术并不好，总是让她们忍俊不禁。
压轴的大菜通常是一条松鼠鳜鱼。顾名思义，是以鳜鱼为原料，经去骨、剖花，炸成松鼠状。穿着白围裙的厨师会来台前，亲自给鱼浇上热滚滚的糖醋卤汁，外婆她们啧啧称赞，而我已经等不及，用勺子挖了一大块外脆里嫩的鱼肉，吃得脸上、手上、衣服领上都是红彤彤的酱汁。她们几个一边笑，一边给我擦，一边又对外婆说：“能吃好，能吃是福，让她多吃点。”
她们是我外婆的旧同事，好伙伴，每周六周日下午雷打不动的麻将搭子，一起练习剑舞扇子舞手帕舞的广场舞舞伴，也是一起骑车去郊外摘草莓采杨梅吃农家菜的好闺蜜。好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候明明她们早上晨练的时候已经见过面，聊过天，还一起排队买了包子当早饭。中午，外婆带着我去文具店的路上看到她们，照样要停下来，一聊就聊上半个小时。我总是不耐烦地扯外婆的袖子，想早点买到香喷喷的橡皮，粉红色的自动铅笔。
不过如今，她们早就散落在四方，只有我外婆还是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住在小康新村工房区，村里发给她的三室一厅里面，每天早晨六点起床，走去市场买菜，中午十二点吃午饭，午饭之后去退管会和其他退休的婆婆一起打牌打麻将。只不过，九十岁的她，如今的麻将搭子，都是比她小上二十来岁的晚辈了。
二
我家里，外公、外婆、爸爸、妈妈，都在小康新村工作。
我人生中的头十八年在小康新村度过。小康新村当时是郑州市里最偏远的一个区，而郑州，虽然在颇为富庶的中原，但是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名气上，都远远不如上海、南京、济南、武汉、长沙等地。
但是，在铁路行业里，提起郑州，倒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坐1路公交车从郑州市中心到小康新村，下车之后看到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放在花园里让人参观的一个火车头。现在的中原机车有限公司，在二十年前，被称为郑州内燃机厂，主营业务包括铁路内燃机车研发、制造及修理；机车、柴油机关键零部件的研制；以及铸件生产。在当时，就是中国大陆最主要的内燃机车生产商之一，同时也是全中国最大的内燃机车修理基地。到现在，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技术引进重点扶持企业之一。
中原内燃机厂，加上我家人供职的铁道部小康新村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是管城回族这个小区最赫赫有名的企业，家里但凡有一个人在这两家工厂工作，便等于在手里捧了一个“铁饭碗”。虽然不能过上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是足够平日里的吃穿用度。常常是一家里的男人在厂里工作，便有人介绍厂里的女工给你做媳妇。家里的父母在厂里工作，等到子女长大了，就让他们也进来工作，或者干脆接了自己的班。退休之后，一家人都可以拿到厂里发的退休工资，每年还能涨上一点。
单位里名目繁多的员工福利是那个年代的特色。
我和周围邻居的小孩，几乎都是在小康新村铁路医院出生的。等到了两三岁，就去铁路托儿所，两年之后，去铁路幼儿园。我七岁时上了铁路第二小学：横穿而过的铁路把小康新村一分为二，以地道相连，地道的一面叫三区，那里的孩子就近去念铁路一小，地道的另外一面叫九区，那里的孩子就近念铁路二小。按部就班地长大的话，读完铁路小学，就去念铁路中学，然后读技校，去厂里面做工。因为这些医院和学校都是小康新村内燃机厂建的，所以职工及其家人使用，只需要缴很少的费用。
平时早中晚饭都有食堂供应，量大管饱。厂里面年前年后最忙碌的时候，父母总是额外多买一份回来做我的晚饭。菜色总是黄瓜、丝瓜、芹菜之类的蔬菜，炒鸡肉丝、猪肉丝、牛肉丝。味道也实在算不上好吃，炒牛肉丝和鸡肉丝吃起来，总是差不多的味道，因为勾芡时候放了太多的淀粉，黏糊糊的。不过想要吃好的，可以去食堂门口的熟食店，买一点卤牛肉、猪耳朵等熟菜，母亲心情好的时候，会让父亲下班路上顺便去一趟熟食店，正在做作业的我听到了，激动得心跳到了嗓子眼。
冬天的话，洗澡也都是在工厂里建的澡堂。在三区、九区、十二区都各有一个。掀开厚厚的军绿色的毡布进去，氤氲的雾气扑面而来。更衣室里的大家一边换衣服一边聊天，看到谁穿了新衣服，还要调侃几句。到了偌大的浴室里面，谁找到了水压充足的莲蓬头，自己洗完之后，就把小姐妹叫过来，让她接着洗。大家给对方搓背，顺便再拉拉家常，说说八卦。直到把身上洗得热乎乎的，再用毛巾把头发裹得严严实实，便一头冲进外面冬天阴森森的冷风里。
刘婆婆是小康新村里第一家装太阳能热水器的。因为我小时候身体弱，容易感冒，一到冬天，外婆就带着我去刘婆婆家里洗澡，洗完澡之后，泡上茶，一边嗑瓜子一边唠嗑。
我上小学的时候，厂里开了棒冰厂卖冰棍。牛奶的、赤豆的、绿豆的，用料实在不花哨。父亲给我买和路雪的可爱多，自己则吃厂里面的冰棍，一天可以吃掉五六根。酷暑难耐的那几天，食堂里供应酸梅汤。后来，改为发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健力宝、醒目、雪碧等饮料，叫做“高温福利”。
与之对应，到了冬天，厂里总是会发腊肠、熏鱼、干菜、香菇、木耳等年货。那段时间，家家户户都把腊肠等吊在阳台里晒着，从楼下走过时，倒是一道别样的风景线。除此之外，还有过节时发的粽子、月饼等物。后来，家家户户的物资都充裕了，腊肠这些也不再受年轻人的欢迎，便改成发购物券。购物券可以在厂里自己开的超市里使用。
三
很长一段时间里，哪怕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邻近的城市上海、南京、甚至济南市区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别说武汉和长沙等地了，摩天高楼一栋栋地建起来，中外合资企业一家家地开，工厂和工房区依然是一片岁月静好的模样。这里俨然是自成一体，邻居们晚上搬着凳子，席子，在小区门口聊天乘凉，讲的话题，依然离不开工厂里的人情世故。虽然无忧无虑，久而久之，却被飞速发展的社会落下了。
我读小学时的老师都是中专或者师范毕业，来这里混一个编制，根本没有什么要教出桃李满天下的动力。而这里的学生，大多数也马马虎虎地学着，将来读一个中专或者技校，就可以去厂里接替父母的班，继续开车床，继续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我直到小学五年级才开始学英语。老师自己也弄不明白读音的时候，就胡乱让我们自学。我有个班主任很喜欢打学生，还因此被学生的家长告上了法院，郑州电视台来我们班上采访了一阵，后来做成了一期社会新闻。我的数学老师，则常常上课上到一半就让我们自己做作业，然后施施然地坐下来涂起了指甲。
“读书好，有什么用？”当母亲决定让我交择校费，去考郑州市里面的重点初中，而不是留在小康新村上免费的铁路中学时，许多人都对她这么说。母亲心里是希望我考清华、北大这般的重点大学，但是，当时的小康新村，很少有人可以通过读书改变现状，真正地离开这里。即使有可以读到大学的，也不过是在家附近念一个三本的大学，然后回到厂里工作。
当然，也有人没有回到厂里工作的，他们大多去了厂附近的一些做纺织和外贸的私营企业，可能赚得稍微多了些，但是没有“铁饭碗”，没有住房看病的福利，一年四季的福利品，在长辈们看来，还不如进工厂工作呢。那个年代的我，根本不知道还有投资银行，外资证券公司，世界500强企业的存在。读书改变命运这一点，看不见，摸不着。
好在我的外公，是那个年代很难得的留过洋的高级知识分子。五十年代的时，他考上了上海交大，又通过了万里挑一的国家考试去苏联留学，成为了新中国最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留洋回来之后，他专门研究内燃机车配件。我还很小的时候，家里的书架上就有许多英文和俄文的专业书籍，翻开来可以看到外公用蓝色钢笔写得密密麻麻的笔记。
他是我们家见识最广的人，所以他总是告诉我，要考上好大学，要出国，要去看看小康新村以外的世界，要去追求小康新村以外的机会。他从小就教我英语，数学，带着我背唐诗宋词，让我看他书架里那些砖头一样厚的俄国文学作品。我也因此和二小的同学们格格不入。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说自己的梦想是做一名作家，被喜欢在课堂上涂指甲的老师笑话了好几次。他们纷纷说，有理想是好的，但是也要切合实际。
“我们这里从来没出过什么作家，”他们这样说道。
“别理他们，”外公边安慰我，边在我写的小说上写下批注。
四
但终于有一天，改革的风也刮到了小康新村。
2000年，中国机车车辆工业与铁道部的脱钩，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重组分为中国南车、北车两大集团公司。也正是在这个时间点上，小康新村内燃机厂和研究所纷纷改制，成为了事业单位。
工厂和研究所严格控制招工人数，提高对于工人的学历要求。影响最大的，是我那些读了铁路二小，又去念铁路中学的同学。学校师资不好，在考重点高中和大学的时候毫无竞争力，而如果没有大学文凭，想要进工厂工作比从前困难好多，更可能在将来和大学生竞争的时候败下阵来。
改制之后，最先紧张起来的是各位家长们。很多原本以为自己孩子稳进小康新村内燃机厂的家长一下子急了眼，他们到处托人，找各种路子，付了花样、种类繁多的赞助费。
孩子还在幼儿园和小学的，则拼命想办法把孩子送去郑州市中心念更好的学校。父亲同事的孩子将他的女儿送去了郑州市第一家双语幼儿园，每个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块。而当时，我读初中的赞助费一个学期尚且不到三千。原本把孩子送进管城回族区铁中的家长则到处想办法把孩子送进几家新成立的民办私立中学去。
有些眼看孩子考上重点大学无望的家长开始想方设法给孩子找文凭镀金的出路。2+2的文凭项目一度在有些家底的小康新村人中颇为流行。先在国内大学读两年，然后在国外大学读两年。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因为移民政策的宽松，成了首选的学校。
大人们的谈话，也从谁和谁谈恋爱，哪家夫妻吵架了，变成怎么发财。有些内退的职工自己做小生意，卖书卖服装赚了钱，也有给工厂供应零配件的私营企业赚了钱，他们迅速地成为先富起来的那群人，开始出国旅游，开始去香港购物。而原本觉得吃穿用度都在工厂里，也没什么盼头的人，竟也都起了想要大干一番事业的雄心。有人辞了职下海创业。有人全职炒股、有人回去学校里念硕士，博士。更有人，背起行囊去了当时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深圳、珠海等地。有人加入了腾讯、华为等后来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在公司上市后赚到了在厂里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便是后话。
五
我高考发挥不错，是我那届小康新村考生中考的最好的。小康新村的另一名尖子生，我暗中较劲的对手，母亲口中“别人家的孩子”，因为压力太大，在高考前出现了精神问题，名落孙山。母亲曾经无数次对我提起她多么多么优秀，借此来刺激我，而当我终于在最重要的一场考试上赢过了她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喜悦的感觉。
我还记得高考查分数的那天，原本等着母亲回来一起查，但却忍不住偷偷打了电话。在好多次的忙音之后，突然有一个冰冷的女声开始报分数：“语文：132分；化学：140分……”我知道这分数足够我离开小康新村，在其他地方开始我剩余的人生，但是，然后呢？
六年前对我母亲说“读书好，有什么用”的那群家长，又纷纷来我家里取经。他们交口称赞母亲让我去郑州市读初中这一明智之举。在过去的六年里，母亲每天早晨六点多就要起来，把早餐塞进我的书包里之后，就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冲下地道，去搭1路汽车。晚上七八点的时候，再雷打不动地在汽车站等我回来。
“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家长们这么对我母亲说。他们拿走我做的笔记，抄下我看过的课外书，连我每天吃什么几点睡觉都要问得清清楚楚。还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偷偷翻看我家的储物柜，生怕母亲有所隐瞒，不告诉他们我吃了什么补品。
去了北京之后，我和小康新村就彻底疏远了。
我从小就不喜欢说小康新村本地的方言，觉得发音有点土，现在更是忘得精光。而我那些没能远走高飞的朋友，也纷纷离开了当年的小康新村。那些去上海或者南京念大学的人最后大多回到了郑州。他们的父母在市中心那些有小桥流水，有健身房游泳池的高级小区里面给他们买了房子，供他们结婚生子。
而我则在北京醒来，给平底锅抹上黄油，煎好鸡蛋和培根，咖啡机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叮”地一声响之后，吐司机里跳出两片烤得金黄的面包。
我想念小康新村门口的早点摊，鸭血粉丝汤店是我的最爱，那里还卖麻辣烫，用夹子把蔬菜、粉丝、火腿肠、里脊肉夹到小篮子里，老板给我一个号码牌，我反复叮嘱“要多加醋，加辣”。小笼汤包店门口总是排着队，背着书包穿着校服的男生反复数自己前面有多少人，又反复抬起手腕看手表。好在总是许多笼一起蒸好了送上来，老板娘掀开透明卷帘门，氤氲的水汽扑面而来。有一个老爷爷，夏天的时候卖凉皮，冬天的时候卖烘山芋，我还记得当年捧着烘山芋的我，一边往上面吹着气，一边忍不住吃上一口，即使被烫到了舌头，也不后悔。
去北京之后，我曾经在网上找到烘山芋的食谱——平淡无奇，不需要什么佐料，也不需要什么花哨的技巧——但是无论在烤箱里烤了多少次，都比不上新村门口的那家。
六
刚去北京的时候，因为自己的母语口音，因为看不懂橄榄球比赛，因为来自一个小地方，我感到自卑。我就像我爷爷教的那样，如果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我就说是从上海来的。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即使没去过中国，也大多听说过上海。他们纷纷秀起了蹩脚中文，忙着表达对上海的喜爱。
大概是2018年初的时候，我离开了一份看起来非常光鲜，经常和有钱人打交道，时常要穿着奢侈品牌的晚礼服出席晚宴、酒会、拍卖会的工作。在那份工作里，我坐着商务舱，出入五星级酒店，参加的活动有大厨专门烹制精美的食物。但就是在那份工作里，我见识到了人性的自私、做作和丑陋。辞职之后，我对于表面光鲜的事物不再羡慕，也不愿意把自己伪造成来自大都市的“上海人”。
我告诉我的朋友们，我其实不是上海人，我是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小康新村人，“河——南——人——”，我努力教会我的朋友们发音，我告诉他们小康新村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地方，那里至今已有了麦当劳、肯德基、星巴克、必胜客等早已随处可见的连锁品牌，还有豪华的酒店、餐厅、购物中心。
他们大着舌头重复道：“河——南——人——”，问什么时候能去我长大的地方看看，在小康新村里面七拐八拐地骑自行车，去学校门口买彩色的笔记本和贴纸，吃我喜欢的麻辣烫和烘山芋。
我和父亲依然是家族聚会里被人看不起的那一家子，但是因为爷爷奶奶都去世了，父亲的兄弟姐妹之间联系愈发稀少，很少再会聚在一起。所以，看不看得起，也没那么重要了。
原本住在小康新村里的人搬的搬，走的走，病的病，去世的去世，现在住在那里的人，几乎都不是小康新村研所或者小康新村机厂的职工，还有全国各地来经商人士以及外地的打工人员。我三年前回去小康新村的时候，走上我外婆家的楼梯，好几位邻居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上班，但我竟然一个都不认识。再也没有叶婆婆刘婆婆她们，在小康新村里把我叫住，用满是老茧的手摸过我的头发，说我又长高了，又变漂亮了，成为大作家了。
原本，住在小康新村里的人，很喜欢坐大润发超市的免费班车去郑州市中心。他们拿着超市每周送到信箱里的优惠券，排队买便宜的鸡蛋，牛奶，进口巧克力。顺便再去吃一顿必胜客，看一场电影。而随着汽车的普及，工厂里新招进来的大学生，研究生，都喜欢住在市中心里，早晚开车上下班。他们出没在市中心的购物广场、娱乐场所、餐厅酒吧，小康新村这个三个字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任何归属感。
到了2015年，河南省郑州市下辖的区县合并，管城回族区成为几个市区内的新开发旅游区。我出生长大的小康新村，就此成为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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