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一生爱传帮带，提拔下属不遗余力，这也很容易造成一种难堪的局面：过去的部下一旦独当一面，必然在饷源分配、兵力调拨等方面与曾国藩产生种种利益冲突。曾国藩和左宗棠、沈葆桢等人的冲突，都是在权位相侔之后开始的。如何处理这种冲突，可以看出每个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鸿章独当一面之后，曾李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样的矛盾。比如黄翼升原属湘军水师系统，由曾国藩派遣配合淮军作战，李鸿章对他十分看重。同治二年（1863）五月，曾国藩因大局需要，调黄翼升由扬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鸿章却因为此时正处于进攻苏州的紧要关头，拒不同意。曾国藩十三次与他来往函商，均为李鸿章所拒绝。曾国藩忍无可忍，以“参办”为威胁，“昌岐此次再不应调，实不能不参办”。李鸿章仍不为所动，不放黄翼升走。
如果说忘恩负义，此时的李鸿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与沈葆桢、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鸿章意见虽坚，绝大多数时候表面上却总是“吾师”不离口，反复摆困难，讲形势，低声下气，一面顶撞着曾国藩，一面却又说什么“吾师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这高帽子一戴，让曾国藩没有脾气，只好高姿态地放他一马。李鸿章的情商，实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更主要的是李鸿章在关键时刻，也能做出重大牺牲。
在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并导致二人最终绝交的前后，同沈葆桢相比，李鸿章无疑显得更为顾全大局。知道退步，知道感恩，这是李与沈、左的最大不同。李鸿章颇深体曾国藩的难处。
和沈葆桢与曾氏争饷闹讼不同，李鸿章收到曾的信件后，他决定竭尽全力先满足曾国藩的要求。同治二年（1863）三月间，因曾国荃部缺粮，曾国藩要求李鸿章想办法提供八万两白银。李鸿章在淮军已经出征苏南、饷项同样紧张的情况下，仍在一个月左右凑足六万两及时送去，使曾国藩发出“枯旱得雨，众苗勃兴，感荷何极”的感谢之词。
后来，湘军合围南京，李鸿章拒不进攻金陵，更是他的情商之高的具体体现。
从清朝全局出发，李鸿章理应挥师赴援；但从个人同曾国藩兄弟的关系考虑，李鸿章决定还是袖手静观，来保证曾国荃获得这一“首功”。因此他想尽办法拖延会攻金陵。朝廷多次连降谕旨，迭催李鸿章火速拨兵进“剿”，李鸿章一开始装病奏称“感冒风湿，眠食顿减”，即行回苏“就医”。接着又提出部队需休整两月，才能继续作战；最后又建议出兵湖州，以切断太平军退路。总之一拖再拖，为曾国荃独克坚城预留时间，使曾国荃如愿以偿独力攻占金陵。曾国藩对此深为感激。金陵城攻下后不久，李鸿章前来拜会，曾国藩亲自出城到下关迎接。李要行参见大礼，曾国藩上前用手挽起说：“愚兄弟薄面，赖子全矣。”
作为学生，李鸿章与老师曾国藩一生有过密切合作，也有过多次冲突，但是高明之处在于，他从来没有与曾国藩撕破脸，懂得有进有退。这是曾国藩日后交班给李鸿章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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