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书法家杨秀和先生谈孔子的艺术审美与艺术境界——礼乐之峰是超脱

作者: 京南文艺 | 来源:发表于2022-09-23 19:05 被阅读0次

杨秀和，（笔名：晓阳）号畅春斋主，当代著名书法家、画家、书画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文化学者、摄影师。著名书法家、书法教育家杨秀和老师1955年出生于中国北京，中国国艺人民书画院院士、中国书画院院士、北京市楹联学会书画院理事、中国民俗摄影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在民俗文化以及中国文史方面等领域，积累储备了大量知识。尤其他在书法和绘画专业方面，从小跟随着书法家刘汉春老师学习书画和书法理论知识，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老师经过长期努力和刻苦钻研，主攻秀气、隽永的汉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在书法学术方面享有盛誉。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杨秀和老师书画作品，多次参加《中国珍藏邮册》发表几十幅作品。

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杨秀和老师曾在《中华志愿者》、《采风中国》、《河北当代书画》、《中国周刊》、《聚焦当代艺术》等杂志发表作品，2021年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杨秀和教授被录入《中国名人辞典》。

2011年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教授编写《海淀诗词》一部，2013编写《晓阳书画》一部，中国邮政《美丽中国》，《传递正能量，更筑中国梦》,《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中集邮》三部。2014年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畅春斋主杨秀和教授在瀚海当代拍卖会一副价格以13000元成交，2015年瀚海当代拍卖一副价格以23000元成交。

2015年3月15日，在珠海市参与义卖，三尺大公鸡价格4000元，四尺对开四字吉祥语价格10000元。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杨秀和教授书法作品继承传统文化精髓，深受国内外专家、学者、企业家喜爱，上百幅作品在瀚海0起价拍卖中，进入全国20各省市爱好者收藏家收藏。著名书法家、当代书画家、书法教育家杨秀和教授一部分作品，被日本、德国、波兰、意大利等国际友人和老舍茶馆及企业家所收藏。

孔子的艺术学思想主要见于用语录体写的最早的儒家经典《论语》一书。他的艺术学思想具有一定的体系性，这种体系性表现为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艺术具有怎样的功能，什么样的艺术才能具有这些功能，艺术如何发挥这些功能?孔子在阐述这三个问题时，以他的仁学为基础。在各种艺术中，音乐对孔子的艺术学思想的形成起了最直接、最重要的作用，孔子的艺术学思想基本上通过音乐理论体现出来，这种情况具有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

先秦时期，在各门艺术中乐最为发达。乐是以音乐为主、包括诗、舞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有的舞故事性很强。被孔子称为“尽美矣，未尽善也”的《武》，是歌颂周武王伐纣灭商的乐舞(据《庄子·天下篇》：“武王、周公作《武》”)。舞蹈分为六段，表现不同的情节。比如，第一段的舞蹈形象是：舞队手执盾牌，像山一样巍然屹立，这是表示武王的成功。《武》的歌词散见于《诗经·周颂》中，这是一首相当复杂的乐。《左传》记载季札在鲁国“观乐”，用的是“观”字，因为季札不仅听音乐，而且看舞蹈。

乐的发达与“礼”的盛行密切相关。礼是体现了某种规范的各种仪节的总和。从广义上讲，礼作为艺术地和审美地组织起来的、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仪式，存在于从原始社会迄今的各种文化中。原始社会猎人祈求大自然力量的舞蹈，氏族部落首领由于相互交往而举行的典礼，现代社会中的军事阅兵、外交会见、法院开庭、结婚典礼等都是这样的仪式。很多仪式要借助各种艺术手段，例如，宗教礼拜要利用建筑(教堂)、绘画和雕塑(宗教人物形象)、诗和音乐。“这些仪式仿佛是一种戏剧演出，即艺术地组织起来的表演，这些表演赋予它们所装饰的社会过程以审美‘光晕’，引起对这些社会过程的一定的情感关系。”

然而，我国先秦时代的礼与这些仪式有很大不同。

根据礼制，奏乐舞蹈只有天子才能用64人，诸侯用48人，大夫只能用32人。季氏是鲁国的大夫，可是他却用64人在庭院奏乐舞蹈，这显然是僭礼，孔子愤愤然：“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并且，季氏是僭礼的累犯，他还要祭祀泰山，而祭祀名山大川只有天子和诸侯才有资格。所以，孔子很鄙视他。礼的目的是维系和强化现存的社会秩序。在礼的外在规则中，蕴含着重要的思想观念，所以孔子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在周礼的艺术结构中，乐的作用最重要。仪式既然仿佛是戏剧演出，就要有道具(各种器物)和服饰。器物和服饰成为身份的标志。城池宫室、室内摆设、坐席寝席、出行车马都是等级的标志。周代食饮器具数量之多、品种之繁，西方奴隶主无法与之比拟。孔子及其弟子很重视服饰的象征意义。居家、吉日、吊丧要穿不同的衣服。

《论语·乡党篇》写道：君子不用天青色和铁灰色作镶边，浅红色和紫色不用来作平常居家的衣服。服饰的象征意义得到较长时间的保留，直到秦汉之间，戴儒冠仍然是儒者的标志。《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中引汉高祖刘邦的骑士的话说，“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

与器物和服饰相比，乐在礼中更为重要。周公在“制礼”的同时也“作乐”。先秦典籍中把周公的制礼”和“作乐”或合称，或分称。据王国维在《观堂集林》和郭沫若在《卜辞通篡》中的研究，“礼”本来就是祭祀乐舞。乐舞在周之前就很兴盛，周公重新制作乐舞，则把它和礼联系起来，成为礼之乐，形成了周代特有的礼乐文化。“在周人这里，有仪必有乐，礼仪所划定的种种等级畛域主要就是通过不同规模的‘乐’来体现的。”

《论语·八佾篇》说，鲁国当政的三卿在祭祀祖先时，也用天子的礼唱着《雍》来撤除祭品，孔子对此很不满意。在礼乐文化的影响下，周代建立了完整的音乐机构，宫廷乐舞和民间乐舞都很发达，周代有记载的乐器达70多种。战国初年，即公元前433年或稍后，有个诸侯小国——曾国的国君曾侯乙，安葬在湖北随县。

1978年这座古墓出土的七千多件文物中，乐器有8种124件，而最有价值的青铜编钟，多达65枚，连钟架共重一万余斤。它的音声所构成的音域达到五个八度，比起现代音域最广的乐器——钢琴只少两个跨度。整套编钟的音阶结构，与现在国际通用的c大调七声音阶同属一音列。编钟表明，我国在公元前5世纪就会使用十二平均律，比欧洲早1200年。

这只是一个小国保持的音乐文化成就，推想大国的音乐文化会更加辉煌。“正是在这种音乐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会出现动人心弦的以自然物抒发个人情感的名曲——《高山流水》，和以泣鬼惊神而著称的哀曲——《清商》、《清角》。”《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这表明了统治者的奢侈，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音乐活动场面之壮观。据《战国策·齐一》记载，“吹竽、鼓瑟、击筑、弹琴”在民众也中非常普及。成语“滥竽充数”正是以吹竽之风盛行为背景的。

孔子和儒者有很高的音乐修养，善于弹琴唱歌。《墨子·非儒》引用晏子的话抨击儒者“弦歌鼓舞以聚徒”，可见儒者弦歌鼓舞是寻常事。《史记·孔子世家》说，《诗经》“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孔子整理《诗经》，重点是在音乐方面，而不是在文学方面。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在全国范围内搜集民间音乐，记录并保存下来的就是《诗经》。《诗经》的作品是贵族的乐歌和各地的民歌。其歌曲在孔子时代仍能演奏。

《诗经》的曲式丰富，从《诗经》各篇的结构看，属于唱和的形式不少，例如《郑风·木瓜》就采用了“一唱众和”的方式：[唱]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和]匪(非)报也，永以为好也。[唱]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唱]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和]匪报也，永以为好也。《论语·述而篇》记载了孔子对唱歌的爱好：“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孔子同别人一道唱歌，如果唱得好，一定请他再唱一遍，然后自己又和他。

作为“仁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孔子的文艺观主要通过他对《诗经》的评论提出，因此又被称作“诗教”观。一般认为，孔子“诗教”文艺观重“教”，即侧重于“诗”(文艺)的社会教化作用与伦理实践意义。例如在文艺的社会作用问题上，《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宪问》又云：“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身处“礼崩乐坏”的春秋动荡年代，出于实现社会理想的需要，孔子尤为看重文艺的道德教化功能，力图发挥文艺在蓄养健全人格、构建和谐社会上的独特功用。因此，他把“诗”“礼”“乐”视为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炼、政治教化的三个必经阶段。

再如在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质”指人的内在品格，“文”即人的外在表现，“文质彬彬”就是要求人既要有“仁”的品格，又要有“礼”的仪表。体现在作品上，这就需要内容和形式的完美和谐。进而言之，当“文”“质”相匹之时，孔子又尤重内容。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武》《韶》两乐相比，《武》颂攻伐，虽然形式也完美，但不如《韶》敬尧舜那样“尽善尽美”，因为后者是“仁政”的产物。又如在文艺批评标准的问题上，孔子明确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无邪”即“执两用中”而“归于正”，要求的是作品在缘情、言志时不要太直露，而应适度。

同样，“无邪”仍然是从突出“文质合德”“文治合一”的社会教化论申发的，关涉孔子对文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美理想的追求。

　　不过，值得强调的是，孔子“诗教”文艺观在重“教”的同时并不忽视“诗”。一方面，基于“仁学”之指归，孔子并非就文艺论文艺，而是将其作为培植理想人格、建立和谐社会的一种途径；另一方面，他又并非简单将文艺视为教化的工具，而是充分认识到了其所具有的“文以发蒙”“乐以发和”“以美养善”“以美成人”的社会效益。正是以上两点，构成了孔子文艺观的鲜明特色，并对后世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产生了根本影响。

权举孔子“诗教”文艺观最具代表性的另一学说——“兴观群怨”说——为例，再加说明。“兴观群怨”见于《论语·阳货》，其谓“《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综合《论语》集释，“兴”即“引譬连类”“感发志意”，强调通过艺术形象的譬喻，使人产生联想、领会到某种类似的深微曲隐的思想感情，从而在精神上受到感染和熏陶；“观”即“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群”指“群居相切磋”“和而不流”；“怨”指“怨刺上政”“怨而不怒”。

其中，“兴”是“观”“群”“怨”的基础，四者虽均以实现“诗教”的社会功用为目的，但又必须以尊重文艺独特的审美规律为前提。在“兴”之审美提挈下，“观”重世俗人心、社会生活状态的丰富多样性而非简单化、镜子式的反映；“群”唤起并沟通人的共同情感，强化了文艺独特的审美感染作用；而“怨”不仅是“刺上”“化下”的现实批判，更是“一有嗟叹，即有咏歌”的文艺抒情性本质的表彰。“兴观群怨”说紧扣美善兼济、审美与教化合一的原则展开，蕴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和强烈的实践品格，成为司马迁“发愤著书”说、韩愈“不平则鸣”说、欧阳修“穷而后工”说、梁启超“熏浸刺提”说等后世思想学说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共同锻铸起中华民族自强弘毅融旧开新的文化传统。

　　传统绝非死物，相反，我们都生活在传统中。具体到孔子的文艺思想，我们仍然可以从“教”与“诗”两个层面洞悉其对重塑当代中国文化的智慧启迪。首先，孔子“诗教”文艺观的最突出特点就是它的“在地性”或实践品格。

《论语》言“诗”，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在“教”。基于对现实生活的反省和总结，《论语》言“诗”都十分接地气，目的都在强调文艺树正气、凝人心的社会教化意义。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最重要一脉，孔子儒学在此不仅彰显出开创性、典范性价值，更淬炼出后世文艺载道安邦、经世致用的实践品格和人文精神。

从《论语》所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到《毛诗序》的“发乎情，止乎礼义”，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梁启超的“熏浸刺提”说等等，后世文艺家和学者们正是沿着孔子开辟的“诗在乎教”的经世道统，始终以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作为神圣的使命。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生不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孔子及儒家的文化自觉。

　　其次，孔子尤为看重“以诗为教”“以美养善”的“会通性”或支撑作用。“诗”虽在乎“教”，但“诗教”毕竟不等于“政教”，文艺活动实现政治与社会教化功能必须以尊重文艺自身的特殊性、审美规律性为基础，否则就会流于简单、粗暴，失去它所特有的寓教于乐、润物无声的魅力。作为一位有着极高艺术鉴赏力和审美追求的圣者，孔子十分重视文艺这种以审美独特性而行“不言之教”的特质。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论语·述而》)。

在论“兴”的时候，他又告诫弟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总之，孔子在讲文艺的社会作用时，始终把“兴于诗”作为前提和基础，脱离了“兴”，“观”“群”“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由此以降，中国文艺逐步确立“诗缘情”“诗言志”的主流传统，汇聚刘勰、王昌龄、王夫之、王国维等人智慧的中国特色的“意境”理论也正是赓续孔子的文艺思想发扬所得。孔子“诗教”文艺观无疑是面向当代而敞开的存在，它需要今天的文艺家们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艺术，召唤着文艺理论家们去激活文论传统的生命力，进而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兼收并蓄古今中外异质文化因子的基础上澡雪精神，陶钧文思，再续中华文脉，重铸中华民族自信、自觉和自豪的心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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