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烁：现任财新传媒主编，财新周刊主编，财新网总编辑。
2016年秋天我在这两个问题来到耶鲁大学参加世界学人项目，这两个问题是：
第一，中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会以什么方式到来？政府会以什么方式应对？结果会是什么？
第二，我到耶鲁的时候，英国刚刚脱欧，全球化遭受重挫，但元气还在，全球化是资金，货物，人和观念在全球的自由流动，是我们这代人得以成长的滋养根源，我想知道，在高歌猛进了大约三十年之后，全球化出了什么问题？接下来会怎样？如果全球化出现问题转，大到国家气运小到安身立命，该何去何从？
跟所有最重要的问题一样，这两个问题不会有答案。不是有，我找不到，而是没有人知道，只不过带着问题上路，对最终有哪些可能的方向，有更好的能见度。
我在耶鲁距离中国够远，距离美国够近，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和思考的位置，我看到了什么呢？中国发生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金融危机简单说话就是债务太多还不上，引发了整个金融体系动荡。过去几年，中国金融体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传统银行衰落，影子银行崛起，与之相伴的是金融体制改革几乎没有突破，而金融工具大爆炸已经发生，影子银行继承了传统银行的所有负面遗产。刚性兑付，道德风险，又带来更大的信息不透明度，更高的杠杆率。
金融自由化确实解放资金，增进效率。但如果不受财务纪律约束，没有法制支撑，缺少体制改革为先导，金融自由化却会是灾难之源。近来各种风险事件所揭示的各种期限错配其实只是表征。最根本的错配，其实是金融自由化已成洪流，而靠谱的制度仍不存在。
在“法无禁止即可为”口号上的激进金融创新，加钢兑，加监管俘获，这个配方指向灾难。2013年，2016年，中国金融体系一震再震，是未来巨震的先兆吗？
应对金融危机的条件，中国政府有很好的资源，财政能力仍然很强，货币政策空间全世界最宽，再加上政府民间权力极大，我曾经问过前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如果你有中国政府这般财政货币的资源，再加上全权行使，你能不能防止任何金融危机呢？”他回答说，“是的。”盖特纳的回答自有道理，但中国经济不是没有外部约束的。
长话短说，看一个先行指标，那就看外汇储备如何变化。尽管中国经济对外负债率很低，这仍然是最有用的一个先行指标，它的信号意义最强。中国本来拿着一手好牌，可惜出牌的方法不对，太拧巴了，全球化最坏的时候还在前面。
我到耶鲁时候，特朗普已经是共和党总统的候选人，但仍然像是个笑话。我离开时，再觉得他是个笑话，你也不得不认真对待。他组建了一个最有商人气质的内阁，他表示要扩张和军备给其他国家以警示。他表示要用台湾问题来敲诈中国。他和普金在推特上一唱一和，美国近几十年来还没有出现过这么不像总统的总统。
美国入侵伊拉克，并撤出；2008年金融危机；特朗普上台。这三件事儿是美国丧失了对全球在质实上和道义上的领导力，并使经济领导力受到重创。干掉萨达姆是许多国家对美国的力量和意图生出了极大的忌惮。撤出伊拉克是人们认识到，尽管是民主灯塔，美国也会始乱终弃，留下无法收拾的烂摊子。
金融危机不光是美国经济受损，力量下降。更重要的是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以英美为师的时代结束了。美国丧失了发展道路上的质实领导力，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的新书《与中国打交道》里头讲到2009年，中国官员明白地对他说，美国不再是我们的老师了。今年特朗普上台，一手无军事主义，一手挥重商主义。不乏有人看好。然而想想约瑟夫所说的软实力，就是再不用大棒，也不用胡萝卜的情况下，别人也会自然追随你，全靠硬实力，意味着你已经失败了。
告别以美为师的年代，中国真正开始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条未知的道路。前面说了，全球化是货物，资金，人和观念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展望未来一定要预测的话，我相信，全球化受到抑制的程度依次是这样的，货物<资金<人<观念。
首当其冲的可能是人的自由流动，而更深远的是观念的自由流动收益。本来在这块全球化的菜单中，每个国家就各有选择，未来我们会看到更多的在观念上的冲突与筑墙。
最后说说对个人的建议：前途不确定性加强，应该做什么？
我觉得应该是更沉着，如果你偏好风险中的机会，未来应有尽有，沉住气，慢慢来，时间不是匀速的。未来至少四年，也许是八年，一年至少相当于以前的三年，能不能抓住机会不在于有没有机会，机会多的是，而在于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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