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二七：传而无习，终至消亡

《传习录》三二七：传而无习，终至消亡

先生曰：“吾与诸公讲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君听吾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世间的道理，就是那么浅显明白、显而易见。然而，正是这浅显明白、显而易见的道理，才常常被世人所忽视。

学生哪里是老师教会的？分明是他自己闻听到善言，肯于着实去用功，在不断地实践中，将老师将来的间接经验转化成自己的直接经验的。在这个过程中，他自己做事的本领提升了，德性修养也提升了。

什么是好老师？遇到肯于着实去用功的好学生的老师，就是好老师。就像孔子之于颜回，在颜回心目中，老师孔子“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在学生心目中，能达到这种程度，孔子不是好老师，谁是好老师？就像王阳明之于徐爱，在徐爱心目中，老师王阳明所传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见老师所传之道如此，徐爱心目中的王阳明，怎么可能不是个好老师？

同样的道理，什么是好学生？遇见好老师的便是好学生，就像颜回之于孔子，徐爱之于王阳明，两个人都认为自己遇到了最了不起的老师，所以，他们都成为世间“好学”者的榜样——名符其实的“好学生”。

真正的“好老师”，固然要传道，更为重要的是鼓励学生切实去实践所传之道。《传习录》之所以取名为“传习录”，就是取当年曾子三省其身的“传不习乎”之问。如果对所传之道，不能切实去用功实践，于传道者而言，所传之道终将消亡，是对所传之道的不负责任。于受业者而言，所受之道不过是一场说教，终究是无益的。这就好比孟子当年的一个比喻，隔着井口递东西，递的人给了，接的人没接住，两个人最终都是两手空空。

传而不习，传而无习，是一件很悲催的事儿。

阳明先生说：“我同各位大咖讲习‘致知格物’之说，天天如此，讲上十年、二十年也都是这样的说法。各位大贤君子听了我所讲的心法，肯于实实在在去用功，每每听我讲授一番，便会自然觉察到自己长进了一番。不然的话，只是把它当作一场说教，即便听了又有什么用处呢？”

王阳明所讲的“格物”之说，无非是“正事”之说，在临对某件事情时，从觉知自己的良知出发，以自心的良知灵明去关照那件事，有不正的地方，使它归于中正。他所讲的“致知”，是在“格物”的基础上，致自己的良知。这样的道理，讲上几番之后，即便是垂髫小儿，也是能够了然于胸的。问题是，道理归道理。我们懂得那么多道理，谁又真正因为懂了道理，而过好自己的生活了？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大学》八条目后面的“诚意”“正心”，以及具体应用方面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只是后人贪慕“名利”二字，老想着去做“治国”“平天下”的大事情，忽略了王阳明所讲的“格物致知”贵在实践，只有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变得得心应手。能用于“修身”的，倘若非要巴望着“齐家”，是会连“修身”的功夫也给耽误掉的。反倒是真正有修行的人，能够立足和着眼于眼前的小事情，从小事情入手，把身边的气场打理得恰到好处。“高僧只说平常话”就是这样的道理，所谓的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说到底都是“声色货利”之心所害，无非都是“名利”之心在作祟。

生而为人，最难能可贵的莫过于能将所知之道施展发挥出来。孔子所谓“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就是这个意思。

对于以“学为圣贤”为根本目的的学者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传而习之”，这或许才是《传习录》的真正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