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接受茶饮，俄罗斯人将其身后的传统习俗和当时的材料条件相结合，创造了独特的茶具，并形成了上茶喝茶的礼仪。
在公共场合，男士们点茶时会要求“带一条毛巾”。茶巾多搭在脖子上。当滚烫的茶水倒入茶杯时，水蒸气升腾而起，会在睫毛上形成水珠，男士们就用茶巾拭去水珠。男士喝茶多用玻璃杯，下面垫一个金属茶托。女士多在家中喝茶，大多用瓷杯沏茶。
亚历山大·杜马斯在《餐饮词典》中解释了这一有趣的性别差异：“在俄国，男士用玻璃杯喝茶，女士则用瓷杯喝茶。这一风俗在外人看来甚是费解。
关于这一风俗有一个传说。据说茶杯最早产自喀琅施塔得，杯底的图案多是喀市风景。当茶馆老板吝啬用茶时，杯底的风景便会一览无遗。这时茶客会大声招呼：’我看到喀琅施塔得了’茶馆老板自然无话可说，扭送官府也是很自然的事。从此，茶馆全部改用玻璃杯沏茶，杯底什么花纹也没有，更不要说喀琅施塔得的风景了！
饮茶风俗还催生了新的茶具——茶炊，这是象征俄罗斯家庭和壁炉的特有的符号。在俄语里，茶炊“萨摩瓦”的基本含义是“自煮”。
茶炊的起源已不可考，历史学家对茶炊的雏形也说法不一，中国和朝鲜的鼎、西欧煮水的银壶、英国的茶壶、俄罗斯的酒壶等等，都是他们讨论的对象。最简单的茶炊是一种底部带水龙头的盛放热水的金属桶，中间有一根空心管直通上下。
木炭、松果等燃料放在空心管中。管顶置一把茶壶，里面是茶汤浓汁。炭火用风箱吹旺后，煮沸桶里的热水和茶壶里的茶汤浓汁。喝茶时，依口味喜好不同，从水龙头中放出热水稀释壶中浓茶，通常的比例是一份浓汁兑十份热水。
1778年，枪炮工匠伊万·利西岑在莫斯科以南一百一十英里（约一百八十公里）的图拉小镇开设了第一家茶炊作坊。图拉镇历来以生产枪炮器械和金属制品出名，后来成为茶炊制造中心。早期的茶炊造型多效法俄罗斯传统的铜杯、瓶壶。
19世纪初，图拉镇的罗莫夫和伏龙佐夫兄弟用铜锌合金（即顿巴黄铜）制作茶炊，风靡一时。某家购进一具茶炊时，通过品评茶炊所用材料、制作工匠的声誉、茶炊装饰的精细程度，可以了解这一家庭的经济状况。茶炊的形制变化越来越多，有锥形、球形、罐形、葡萄酒杯形、酒桶形、鸡蛋形、橡果形、梨形、甚至萝卜形，不一而足。不少家境殷实的家庭拥有两具茶炊，一为日常生活用，二为节庆时用；普通人家则多购置19世纪常见的大路货。
对于一贫如洗的农民来说，虱子横行黑暗的小木屋里，茶炊时唯一能带来一丝暖意和希望的家产。一旦赤贫的农民无力缴纳官府的捐税，征税官就会上门催讨，茶炊是他能拿走的最值钱的东西。
契诃[hē]夫在短篇小说《农民》中写道：“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是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和凳子，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也不会显得如此空荡荡。”
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彻夜不眠，喝着茶炊里冰冷无味的茶水写成了一篇篇传世佳作。
1862年，作家离开圣彼得堡，第一次云游西欧。在两个半月的行程中，作家马不停蹄地游览了柏林、德累斯顿、巴黎、伦敦、日内瓦、佛罗伦萨、维也纳等西欧名城。当然，威斯巴登的轮盘赌是非去不可的。回到俄国后，作家出版了这一游历纪行《冬天里的夏日印象》。
在游记中，作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西欧社会。他认为，西欧社会为了虚伪的资本主义的物质享受，背叛了人类的兄弟情义。在著名的科隆大桥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在翻找证明他俄国人身份的徽章，看到过境收费官投来轻蔑一瞥，感觉受到莫名侮辱。他在心里愤怒地争辩道：“我们发明了茶炊！”
俄国文学圈中最著名的茶炊当属奥代夫斯基王妃的珍藏。王妃的丈夫弗拉基米尔·费德罗维奇·奥代夫斯基是俄国著名的作家、哲学家，和俄国诗坛巨匠亚历山大·普希金交往甚密。
19世纪30年代，每个周六的剧场表演结束后，王子夫妇都会在家里举办公开沙龙。客人们大多姗姗来迟，晚上11点以后才陆续到达。客人们现在两个小房间里会齐，再去图书馆里畅谈。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一件硕大无比的银质茶炊。
普希金是沙龙的常客，也是一位痴迷于茶茗的雅士。在记录高加索之行的游记中，普希金写道，当地的原始蛮荒部族应该享受到俄国文明的润泽，《福音书》和茶炊自然是传布文明的利器。
在他的散文长诗《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女主人公达吉亚娜在发出了一生中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情书后，一整天都在热切地等待着奥涅金的答复：
“黄昏来临，桌上灯光闪闪，烧晚茶的茶炊咝咝作响，烫热着中国的细瓷茶壶，轻轻的水汽在它下面飘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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