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就是“中间的”意思的时期，指的是从古典时代到现代之间。从19世纪开始，一些学者逐渐了解那段时期的成就，于是对中世纪这段被描绘成黑暗而又腐朽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挑战。其实现在，黑暗时代这个说法在学术界已很少使用。
中世纪始于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476年)，止于东罗马帝国的灭亡(公元1453年)。这段有着千年之久的历史，被称为欧洲黑暗的中世纪，用伏尔泰的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个被"野蛮，迷信与无知遮盖了世界"的时代。到目前为止，人们还多认同和重复着这样的观点。可如果一种历史始终处在黑暗中，光明会在某一时期突然降临吗？
从严格意义上讲，应该将中世纪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早期欧洲人口的减少、城市的衰落，是自古罗马晚期就开始了，并在中世纪初期得以持续。此时是日耳曼蛮族的入侵与扎根期，他们在曾是西罗马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各个民族国家。到了7世纪，曾是东罗马帝国领地的北非和中东也被伊斯兰化的阿拉伯帝国所占领。因此对于曾有着罗马帝国荣光的欧洲来说，这一段历史是欧洲的动荡和衰落史，但也是各民族的融合期，这个阶段同时也是基督教文化影响的扩展期。到了中期即公元1000年以后，由于农业科技的改进带来的繁荣贸易，以及中世纪温暖时期到来所造成的增产，使得当时的欧洲人口大量增长。由农民向贵族支付地租和承担劳役的生产组织——庄园，成了中世纪中期主要的社会组织结构。而1070年在北意大利重新发现的查士丁尼法典，对西欧各国的法律进程起到相当大的影响作用。尤其是它所提出的自由民在“私法”范围内的形式上平等、契约以当事人同意为生效的主要条件和财产无限制私有等重要原则，为后世法律奠定了基础。拿破仑引以为傲的《法国民法典》也是建立在罗马法的基础上，它后来成为大陆法系中民法典的经典之作。到了后期，中世纪又饱受饥荒、瘟疫和战争的威胁，此时欧洲的人口开始减少。在1347年和1350年间爆发的黑死病夺取了三分之一欧洲人的生命。此时在宗教上的争论和对立也使欧洲处在极度的混乱之中。但这一时期文化和科技的发展也使得欧洲的社会得以转型，也预示着欧洲近代史的开端。
西欧文明来自于地中海东岸，传承于希腊人犹太人和罗马人的文化。它最强盛的时期是在公元前200年到公元后400年间，加起来总共也就六个世纪，在之后的武功与文化方面，其实已比不过中国和后来兴起的回教国家，之所以自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在政治，文化与经济突然走上了快车道，这就不能否定在中世纪里慢慢建立起来的秩序和政治制度。
其实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一直到宗教改革为止，欧洲的文化中从来都没有抹掉过罗马帝国的色彩。从某种意义上讲，罗马的灭亡只是一个帝国的灭亡，而不是一种文明的消失，更不是一种持久的衰落。虽然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并不是重建了罗马帝国，但从中可以看出，罗马政治传统的基因已无法在欧洲的政治中被抹去。
罗马教庭在大格雷高里时期，曾短暂的摆脱了拜占庭的束缚，教皇在东西方教庭中都树立了权威。但在大格雷高里之后的四百年间，教皇制又经历了多次变迁。在这漫长期间，罗马教庭仍然处于拜占庭皇帝的统治下。最终彻底摆脱皇帝而获得独立的契机，是来自于伦巴底人的入侵。
大约在公元751年，伦巴底人攻陷了意大利的拉温那，这使教皇感觉到了极大的危险。伦巴底人是日耳曼人的一支，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今瑞典南部)，经过约4个世纪的大迁徙后到达并占据了亚平宁半岛（今日意大利）的北部，并在此建立了伦巴底人的王国。公元739年，伦巴底人遭到教皇格雷高里三世联合的法兰克人的反抗，当时法兰克人的墨洛温王朝的实权掌者是宫相查•马特尔，在他的领导下曾为了基督徒的世界打败了摩尔人拯救了法兰西。在他与格雷高里三世相继去世后，马特尔的儿子丕平继任了宫相，他是一个比父亲更强干的宰相。
为了逃避伦巴底人的掳掠，教皇司提反三翻越阿尔卑斯山访问了丕平，并带去了一份对双方都有益的协议，就是教皇正式承认以丕平来取代墨洛温王朝，以此换取丕平对教皇的保护并将伦巴底人赶出意大利。为了答谢，在胜利后丕平将拉温那和过去拜占庭总督在意大利的全部辖区，都转赠给了教皇来统辖，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丕平献土。由于这项交易没有要求拜占庭的承认，以此为分界线，从此教皇的权利与东罗马帝国得以在政治上的彻底分离。
罗马虽曾被征服而沦为如寻常小镇，但罗马的声誉始终没有被取代过，它之所以能够凌驾于任何城市之上，是因为罗马有着帝国的传统，同时它也是圣徒保罗和彼得殉道的圣地，这是拜占庭帝国不具备的条件。而在东方的教会中，主教们从来都没有摆脱过君主的控制，这也直接影响了东西方不同的政治走向，那就是以拜占庭为代表的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沙俄是最直接的传承)，和以西欧为代表的西方走向了权力间的互相制衡，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曾经历过无数次权力争夺的拉锯。
公元774年，当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彻底击败了伦巴底人后，就兼任了他们的王，并进驻意大利和征服了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他以强硬手段迫使当地人改信了基督教。到了公元800年的圣诞节，罗马教皇为他加冕即皇帝位，神圣罗马帝国从此建立。
神圣罗马帝国的建立，是中世纪的一个划时代的分水岭，这个时期在理论上确立了宗教管辖与世俗皇权的分离。虽然皇权与教权之间还是有不断的摩擦，甚至发展到十三世纪双方的斗争还达到了无法和解的地步，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因此也并存了好几个世纪，这使王权的统治力始终不是强有力的。
我们知道，只有在一个产权有保障的地方，经济发展和发明创造才能成为可能。而一个产权得以保障的地方，通常是政府权力被缩小的地方。罗马瓦解之后的西欧，正是处在这样一个环境。虽然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也是一个在政治与经济上摸索和自由发展的时期。虽然相对于古希腊和罗马的文化，他的发展似乎并不显著，和后来的文艺复兴更是不可相提并论，人们普遍认为基督教信仰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理性思想，但它始终顺应着形势在发展。基督教理论假定了上帝是理性的最高化身，它允许人们去探索和认知它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奥古斯丁曾坦率地承认，后代的读者有可能在上帝的帮助下获得对经文的不同理解，尽管当初写下经文的人不是这么理解的。这就意味着虽然基督教信仰是认知世界的总方向，但对它的认知会在(上帝的)启示下与时俱进。而演绎神学的观念在保罗时代就已出现，保罗曾说，"我们的知识和预言是不完善的，"这就跟《古兰经》给自己的经典定下的"这部经典是没有疑问的"完全不同。
不可否认在中世纪存在着迷信，愚昧与宗教的疯狂，也有野蛮的宗教战争与杀戮。但政教分离这个概念却是基督教最大的贡献。圣经说，"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它就是权力分享与制衡的基础。也正是由于罗马天主教会的作用和影响，法治在西欧获得最深刻的制度化。
而在英国方面，在诺曼征服英国之后，为了与地方诸侯抗衡，英国的国王法庭逐渐的向地方推行，从而演变成普通法。英国早期的君主就是以提供公正裁判的能力，来巩固自己在地方的合法性，而不是靠下派地方长官来维持政权的稳固。这些都为西方之后的现代化政治制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这么说，中世纪的西方，法权先于皇权，教权与皇权又互相抗衡。因此在古代西方，从来都没有出现过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
欧洲难以形成一个高度统一的大国，这在地理上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欧洲的地形是被群山河流和森林分隔成了不同的区域，这在军事上就不会像平原那样容易被征服，这使得欧洲各地区形成了众多独立的中心，也由此产生了多元文化。随着蛮族一波波的大移民，欧洲的多元化更是得到增强。14世纪的欧洲约有一千多个独立的小国，各统治者都比较弱小，这在生产力方面就有了竞争，人们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去他认为更有机遇的地方。
在中世纪的欧洲，修道院有着广褒的田园，僧侣也逐渐的由自给自足的经济，转向了专业化的贸易生产。早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就是产生在修道院的经济发展中。他们的生产方式为将来的私有经济提供了商业模型。而基督教关于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道德观，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天赋人权的基础。欧洲最早的大学，是教会创办的学院，它们从研究上帝的教义和精神开始，转向研究他们认为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这样的学校最早出现在法国，后来普及到欧洲所有的地方，这都为之后的文艺复兴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中世纪的政治和经济在发展上远低于工业革命时期的发展，但也绝不是停止不前。像风车，时钟，眼镜和运用水力来磨粉等等，都是在中世纪出现的。资本家倾向于投资于创造新财富的生产活动，也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前的中世纪。因此中世纪的黑暗是相对的，其实它更是一个物质和精神启蒙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发展过程虽然并不快，却从来不曾停止过。随着基督教平等教义逐渐的融入到普罗大众，一个新世界的自由秩序从此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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