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

一只蝴蝶停在我的肩上，就像电影里常会有的那样，我原以为也只有电影里才会有这样愚蠢的蝴蝶，翅膀上的绒毛像冬天大兴安岭的针叶林，意外地落光了叶子，根根枝干冻成白色或灰白色，树梢毛绒绒地透出更远处的、由树梢连起的群山，微渺呼吸的震颤，都能唤醒一场雪崩。蝴蝶不可能领会这样精妙的比喻，它保持着脆弱的呼吸，不远处的冬青树的小花，是它的想象能依借的唯一跳板，然而它的腿没有使用任何跳板的意愿。我不能领会自己和冬青树花有什么关联。

它在我的肩上停了很久，久到我几乎要怀疑它是去年就死了的，久到我几乎要怀疑它是我想象出来在自己肩上的。触须在探寻可探寻与不可探寻的一切，却没有认清我不是可供它饱腹的冬青树花，或者任何别的花。也许它生来本不是为了区别我与花有何不同，不具备这样在别人或别的蝴蝶看来很基本的能力，如果它始终不能意识到自己阻止了一个好心的人前进的脚步，那么不只是它自己会挨饿，这个停下的人也会为此忍受一段时间的饥饿，虽然这会是很短的一段时间，毕竟我不会因此丢掉生命，而它却从不可能和我一样长寿。当然，如果它是去年就死了的，或者并非是真而实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翅膀颤抖也诡异起来。

翅膀的颤抖不是它的呼吸能够鼓动的，是宇宙的呼吸，宇宙的悲凉导致了降温。我携带着似乎仅存的夏天的温度向它走过，使它误认为是一处夏季。这也许是它此生犯过最严重的错误，也许是我最造孽的一次过路。我不能时常保持这样的温度，更不能总站在这儿不动，我不是冬青树。这些我确信绝不能长久的条件，却似乎是它眼下这一刻仅剩的相依与共。它甚至不在乎死亡。死亡是件漫长的事情，从它出生，有好几周的时间可供它慢慢死亡。而夏天却显得对它极为稀有。能扇起飓风的蝴蝶，一定不是靠吃冬青树花长大的。大兴安岭存在了多久它也一定不知道。它更不可能知道，吸引子的双蝴蝶曲线被打印在一个玻璃纸镇里，借用了它的形象，也凝固的了它的形象。说起凝固，它苍白的甚至没有资格被像钉耶稣一样钉在一块木板里，更不必说一块十字架上。有时我会怀疑那些被钉住的，活活钉住的，那些蝴蝶是耶稣的一块，或就是可怜的耶稣。当然也可能不是，耶稣不能觉得自己很可怜，而一只蝴蝶却可以，如果有人愿意那样教它的话。没有人会愿意给一只蝴蝶授课。如果有，它们就不会在除草机来临的时候依旧停留在一朵野花上。对于每一粒麦子，镰刀就是死神；对于每一棵野草，这些机器就是死神，但不应当对于那些蝴蝶。它们停在野花上，以野花的形象被卷碎。那时它们自己都无法分清，自己是花不是，是自己不是。区区数周的生命，它们不足以此来自己领悟。我宁愿相信，它们是自己分不清的，甚至宁愿相信除草机是无力区分的，再或者，我也从不能够区分。我看得到一些粉碎的渣滓，但我不可能看得清其中的翅膀或触角，更不可能看得到那些绒毛。

在它们还活着的时候，我还能一缕缕地清数。它们的触角是何等的无用，在木板的钉子前也能随风摆动，同能够揽住流动的信息一般，同生前一般。如果失去生命后依旧和未失去前全无二异，那么它的生命，对于它的触角，是否从没有过作用或意义，这既不能拯救它的触角，也不能拯救它；既不能彰显它是血肉之躯，更不能提醒它意识到自己的血肉之躯。于是它和一些枯萎的根茎一道，折屈零落在黑泥里。

最终，我总是要走的。我想去吃东西，不想很冷地总站在这儿。当走到房间，门口躺着一只硕大的蜻蜓。这让我想起《情书》里雪地上的那只。然而这只很胖，也许它在雪地里能多撑一段时间。当然看到它还是想到那句“直到那一天”（Un avion sans elle）。

两者是否有什么关联或混淆，我无法辨认厘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