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笔记

托尔斯泰的朋友，法官柯尼，讲给他一件真实的事：
有个上流社会的年轻人，在充当法庭陪审员时，认出了一个被控犯盗窃罪的妓女就是他亲戚家的养女。他曾诱奸这个姑娘，使她怀了孕。收养她的女主人知道这事后，把她赶出家门。姑娘生下孩子后把他送给育婴堂，她从此逐渐堕落，最后落入下等妓院，当了妓女。
这个年轻的陪审员认出她就是他糟蹋过的姑娘，于是找到法院检察官柯尼，告诉他自己想同这个妓女结婚以赎罪。柯尼非常同情这个年轻人，但劝他不要走这一步。年轻人很固执，不肯放弃自己的主意。没想到婚礼前不久，那妓女竟得伤寒症死了。这就是《复活》产生的渊源。
托尔斯泰写《复活》前后花了十年（1889-1899）时间，当时他已进入老年，世界观已发生激变，他彻底否定了沙皇制度，而俄国社会当时正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大革命前夕。

托尔斯泰没有将男主人公最终结为眷属作为结局，因为这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而纯属个人的愿望。男主人公不可能使女主人公在精神上复活，而精神上复活的女主人公也不可能跟他结婚，共同生活。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女主人公卡秋莎·玛丝洛娃是一个平民女性，是俄罗斯人民中的普遍一员。她身上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朴素，纯洁和善良，也表现出不合理社会对她的肆意蹂躏和残酷迫害。她的一部血泪史是对统治阶级最有力的控诉和最无情的鞭挞。

托尔斯泰借助冤案，批判了荒唐的法庭，黑暗的监狱，苦难的农村和腐朽的上流社会，最后是黑幕重重的政府机构。

在后半段，玛丝洛娃原谅了聂赫留朵夫之后，对他并非不可能重新产生爱情。但是，在经历了血泪斑斑的摧残之后，要玛丝洛娃再像以前那样爱他，这也是不可能的。她的爱已大大褪色，但也可以说是升华了，玛丝洛娃对聂赫留朵夫的爱已没有少女时代的狂热，也没有理想化的成分，她更不想同他结合。含苞欲放的爱情的芳香已经消失，鲜艳娇嫩的花瓣已经褪色，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永不复返，生活就是这样残酷。当然这些只是玛丝洛娃拒绝聂赫留朵夫的部分原因。她对这事是经过仔细权衡的：她要是同意结婚，势必严重影响聂赫留朵夫的前程，他在上流社会将很难生活。这在她是办不到的。宁可忍受他人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决不伤害他人，这事托尔斯泰笔下正面主人公的为人之道。

《复活》是一副触目惊心的人民受难图。作者提出了尖锐的问题，人民的苦难是怎样造成的，谁是罪魁祸首？人民怎样才能过上好日子。作者发现，罪为祸首就是沙皇制度和官方教会。沙皇专制和官方教会完全建筑在对人民的压迫和欺骗之上。
《复活》结尾引用了大量《圣经》章节，这反应托尔斯泰晚年一方面彻底否定沙皇制度，同上流社会决裂；另一方面，他在精神生活上极端苦闷，找不到一条出路，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不得不从他长期矛盾的宗教观中寻求慰藉。（译者草婴说）这是托尔斯泰--十九世纪最复杂的伟人--的大悲剧。
（草婴认为 托尔斯泰晚年苦闷的精神生活在宗教中寻求慰藉 是一个悲剧。我对草婴的这种观点持保留意见。）

正文笔记

尽管好几十万人聚集在一个小块地方，竭力把土地糟蹋得面目全非，尽管他们肆意把石头砸进地里，不让花草树木生长，尽管他们锄尽刚出土的小草，把煤炭和石油烧的烟雾腾腾，尽管他们滥伐树木，驱逐鸟兽，在城市里，春天毕竟还是春天，阳光和煦，青草又到处生长，不仅在林荫道上，而且在石板缝里。凡事青草没有锄尽的地方，都一篇翠绿，生意盎然。桦树、杨树和稠李纷纷抽出芬芳的黏稠稠的嫩叶，菩提树上鼓起一个个胀裂的新芽。寒鸦、麻雀和鸽子感到春天已经来临，都在欢乐地筑巢。都连苍蝇都被阳光照暖，在墙角下嘤嘤嗡嗡地骚动。花草树木也好，鸟雀昆虫也好，儿童也好，全都欢欢喜喜，生气蓬勃。唯独成年人却一直在自欺欺人，折磨自己，也折磨别人。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不是这春色迷人的早晨，不是上帝为造福终生所创造的人间的美，那种使万物趋向和平，协调、互爱的美；他们认为神圣而重要的，是他们自己发明的统治别人的种种手段。

那是一个纯洁无邪的青年同一个纯洁无邪的少女相互吸引的特殊关系。只要卡秋莎一走进房间，或者聂赫留朵夫老远看见她的白围裙，世间万物在他的眼里就仿佛变得光辉灿烂，一切事情就变得更有趣，更逗人喜欢，更有意思，生活也更加充满欢乐。她也有同样的感觉。不过，卡秋莎在场或者同他接近时有这样的作用，聂赫留朵夫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就会产生这样的感觉。而对卡秋莎来说，只要想到聂赫留朵夫，也会产生同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收到母亲令人不快的信也罢，论文写的不顺利也罢，或者心头起了青年人莫名的惆怅也罢，只要一想到世界上有一个卡秋莎，他可以看见她，一切烦恼就都烟消云散了。

那时他是个正派青年，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乐意为一切高尚事业献身；如今他可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迷恋酒色，乐享成癖。那时，上帝创造的世界在他看来是个谜，他兴致勃勃地企图解开这个谜；现在呢，生活中的一切事情都简单明了，都是由他所处的生活环境安排的。那时接触大自然，接触前人--在他以前的生活、思想和感觉过的哲学家、诗人--是最重要的。现在呢，重要的是社会制度和跟同事们的交际活动。那时，他觉得女人是神秘而迷人的，正因为神秘就更加迷人；现在呢，女人，除了亲人和朋友的妻子，他们的作用都很清楚，女人是他领略过的最好的玩乐用具。那时他不需要钱，母亲给他的钱连三分之一都花不掉，他可以放弃父亲名下的地产，分赠给他的佃户；现在呢，母亲按月给他一千五百卢布，他还不够用，为了钱他给母亲拌过嘴。那时，他认为精神的生命才是真正的“我”；现在呢，他以为精神充沛的强壮的兽性的“我”才是他自己。

他身上发生的各种可怕的变化，只是由于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他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理论，因为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日子就不太好过；只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处理一切事情就不利于追求轻浮享乐的兽性的我，而总会同它抵触。相信别人的理论，就根本无需处理什么，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而且总是同精神的我抵触而有利于兽性的“我”。此外，他要是坚持自己的信念，总会遭到人家的谴责；他要是相信别人的理论，就会获得周围人们的赞扬。

譬如，聂赫留朵夫思索上帝、真理、财富、贫穷等问题，阅读有关书籍并同人家讨论这些事，人家就会觉得不合时宜，简直有点可笑，他的母亲和姑妈就会好意地取笑他，戏称他是我们亲爱的哲学家。但他看爱情小说，讲淫秽笑话，到法国剧院看轻松喜剧，并且津津乐道，大家就称赞他鼓励他。他省吃俭用，穿旧大衣，不喝酒，大家就觉得他脾气古怪，有意标新立异。他在打猎上挥金如土，在布置书放上穷奢极侈，大家就吹捧他风雅脱俗，还送给他贵重礼品。他原来童真无瑕，并且想保持到结婚，但他的亲人都为他担忧，以为他有病，后来他母亲知道他从同事手里夺了一个法国女人，成了真正的男子汉，不仅不难过，反而感到高兴。

聂赫留朵夫期初做过反抗，但十分困难，因为凡是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好的，别人却认为是坏的；反之，他凭自己的信念认为是坏的，别人却认为是好的。最后聂赫留朵夫屈服了，不再坚持自己的信念而相信别人的话。开头这样的自我否定是很不愉快的，但这种不愉快的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就在这时聂赫留朵夫开始吸烟喝酒，他不再感到不愉快，甚至觉得轻松自在了。

聂赫留朵夫像所有人那样，身上同时存在着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他所追求的那种对人、对己统一的幸福；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一味追求个人幸福，并且为了个人幸福不惜牺牲全人类的幸福。

这个小伙子分明不是什么坏蛋，而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他所以落到如此，无非因为他处在会产生这种人的环境里。因此，事情很清楚，要小伙子不至于变成这种人，必须努力消灭产生这种不幸的人的环境。
可我们是怎么办的呢？我们抓住这样一个偶然落到我们手里的小伙子，明明知道还有成千上万这样的人逍遥在社会上，却把他关进监牢，使他终日无所事事，或者做些有害的无聊劳动，结交一批像他一样的生活上软弱无能因而迷途的人，然后由国库出钱把他夹在一批腐化堕落分子中间。
我们不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消除产生这种人的环境，还一味鼓励产生这种人的机构，也就是工厂、工场、作坊、小饭馆、酒店、妓院。我们不仅不取消这类机构，还认为它们是必不可少的，对它们进行鼓励和调节。
我们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不止一个，而是千百万个。然后我们逮捕了一个，就自以为办了一件大事，保障了自己的安全，再也不用做什么事了，我们就把他从莫斯科省送到伊尔库茨克省。聂赫留朵夫坐在上校旁边，听着辩护人、检察官和庭长的不同音调，看着他们自以为是的姿态，情绪激动地思索着。“嘿，演这样的戏得耗费多少精力呀。”聂赫留朵夫环顾着这个大法庭，望望那些画像，灯盏、圆椅、军服以及厚墙和窗子，继续想。他想到这座宏伟的建筑物，还有那更加宏伟的整个机构，以及有全体官僚、文书、看守、差役等组成的宏大的队伍。这种队伍不仅这里有，而且俄国各地都有，他们领取薪金，就是为了表演这种无聊的闹剧。“要是我们用这种精力的百分之一来帮助那些被抛弃的人，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呢？可现在我们只把他们看作可以为我们的安宁和舒适服务的劳动力。其实，当他由于家境贫穷从乡下来到城里时，只要有一个人怜悯他，周济他就好了。”聂赫留朵夫望着小伙子受惊的病容，暗自想着：“或者，当他进了城，在厂里做完十二个小时工作后，被年纪大些的伙伴拉到小酒店里去时，要是有人对他说，‘别去，凡尼亚，到那里去不好，’小伙子也就不会去，不会堕落，不会做什么坏事了”。
“但自从他在城里过着牛马般的学徒生活，为了防止生虱子而剃光头发，终日替师傅们东门西跑买东西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怜悯过他。正好相反，自从他住到城里以来，从师傅和伙伴嘴里听到的，无外乎‘谁会喝酒，谁会骂人，谁会打架，谁会放荡，谁就是好汉’这样的话”

“后来，有碍健康的繁重劳动，酗酒、放荡残害了他的身心，他就变得头脑愚钝，举动轻狂，丧魂落魄，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闯。而我们这些丰衣足食、生活富裕、受过教育的人，非但不去设法消除促使这个小伙子堕落的原因，还要惩罚他，想以此来纠正这类事情”

“太可怕了，这种情形主要是由于残酷还是荒谬，谁也说不上来。不过，是残酷还是荒谬都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人人活着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欢乐，一切有关上帝和善的话都是骗人的。如果她心里发生疑问：为什么人间安排的如此糟糕，为什么人们互相欺凌，受苦受难，那么最好就是不要去想他。如果她感到苦闷，那就抽抽烟，喝喝酒，同男人谈谈爱情，这样也就会把苦闷忘掉。

玛丝洛娃的世界观就是：凡是男人，不论年老年轻，不论是中学生还是将军，受过教育的还是没受过教育的，无一例外，个个认为同富有魅力的女人性交就是人生最大的乐事。因此，凡是男人，表面上都装作在为别的事忙碌，其实都一味渴望着这件事。她是一个富有魅力的女人，可以满足，也可以不满足他们的这种欲望，因此她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她过去的生活和现在的生活全都证实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玛丝洛娃就是这样看待人生的。从这样的人身观出发，她不仅不是一个卑贱的人，而且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玛丝洛娃把这样的人生观看得高于一切。她不能不珍重它，因为一旦抛弃这样的人生观，她就会丧失生活在人间的意义。为了不丧失自己的生活的意义，她本能的依附于同样人生观的人。她发觉聂赫留朵夫要把她拉到另一个世界去，就加以抵制，因为预见到在那个世界里她将丧失这样的生活地位，从而也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也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她竭力避免回忆年轻时的事和她同聂赫留朵夫的关系。那些往事的回忆同她现在的世界格格不入，因此已从她的记忆里抹掉，或者说原封不动地深埋在记忆里，而且封存的那么严密。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余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人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人好像河流，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河水清澈，有的地方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河水冰凉，有的地方河水温暖。人也是这样。每一个人都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有时表现着一种人性，有时表现那一种人性，他常常变得面目全非，但其实还是他本人。有些人身上的变化特别厉害。

总的来说，久别的彼得堡照例对他起了刺激肉体和麻痹精神的作用：一切都是那么清洁、方便、舒适，主要是人们在道德上无所追求，过日子就特别轻松。

聂赫留朵夫左思右想，得出明确的结论：所有这些人被捕、被关或者被流放，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不义行为，或者有犯法行为，而只是因为他们妨碍官僚和富人据有他们从人们头上搜刮来的财富。

梭罗在美国还存在奴隶制的时候说过，在一个奴隶制合法化和得到庇护的国家里，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

玛丝洛娃仍热认为并竭力要自己相信，正像第二次见面时她对他说的那样，她没有原谅他，她恨他。其实她早已重新爱着他了，而且爱的那么深，凡是他要她做的，她都不由自主地去做。她戒了烟酒，不再卖弄风情，还到医院里做杂物工。她所以这样做，就是因为这是他的愿望。每次他提出要同她结婚，她总是断然拒绝，不肯接受这样的牺牲。这固然是由于她有一次高傲地对她说过这话，不愿再改口，但主要却是由于她知道，同她结婚，他会遭遇不幸。她下定决心不愿接受他的牺牲，但一想到他瞧不起她，认为她还是原来那样的人，而没有看到她精神上的变化，她觉得十分委屈。他现在可能认为她在医院里做了什么丑事。这个念头比她听到最后判决服苦役的消息还要使她伤心。

社会对他们所犯的罪要比他们对社会所犯的罪重的多

聂赫留朵夫想从书本上找到问题的答案，他就把凡是同这问题有关的书都买来了。他买了龙勃卢梭，嘉罗法洛、费利、李斯特、摩德斯莱、塔尔得的著作，用心阅读，但阅读越失望，有些人研究学问，目的不是在学术方面做点事，例如协作、辩论、教书等等，而是在寻找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的答案，但结果往往失望。聂赫留朵夫现在碰到的就是这种情况：学术给他解答了成千个同刑法有关的深奥问题，可就是没有解答他的问题。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他问：为什么有些人可以把另一些人关起来，加以虐待，鞭挞，流放、杀害，而他们自己其实跟被虐待、鞭挞、杀害的人毫无区别？他们凭什么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回答他的却是各种各样的讨论：人有没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能不能用头盖骨测定法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犯罪型”？遗传在犯罪中起什么作用？有没有天生道德败坏的人？究竟什么是道德？什么是疯狂？什么是退化？什么是气质？气候、事物、愚昧、模仿、催眠、情欲对犯罪有什么影响？什么是社会？社会有哪些责任？等等

（p367）最最可怕的是他被害死了，却没有人知道到底是谁把他害死的。但他确实被害死了。他也同别的犯人一样，是遵照马斯连尼科夫的命令被押解出来的。至于马斯连尼科夫呢，公事公办，在印好的公文纸上用他难看的花体字签上名，他当然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人。那个专门检查犯人身体的监狱医生更不会认为自己该负责任。他认真执行自己的职责，把体弱的犯人剔出，绝没有料到天气会这么热，犯人被押解出来又那么迟，而且被迫那么紧紧地挤在一起。那么典狱长呢？典狱长只不过执行命令，在某一天把多少男女苦役犯和流放犯送上路罢了。押解官同样没有责任，因为他的职责只是根据名册点收若干犯人，然后到某地再把他们点交出去。他照例根据规定把那批犯人押解上路，可怎么也没有料到，像聂赫留朵夫看到的那两个身强力壮的人，竟会支持不住而死去。谁也没有责任，可是人却给活活害死，而且归根结底是被那些对这些人的死毫无责任的人害死的。

“所以会有这样的事。”聂赫留朵夫想，“就因为所有这些人--省长，典狱长，警官，警察--都认为世界上有这样一种制度，根据这种制度，人与人之间无须维持正常的关系。说实话，所有这些人，马斯连尼科夫也好，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要是他们不做省长，典狱长和军官，就会反复思考二十次：这样炎热的天气叫人挤在一起上路，行吗？即使上路，中途也会休息二十次。要是看见有人体力不支，呼吸急促，也会把他从队伍里带出来，让他到阴凉的地方喝点水，休息一下。如果出了不幸的事，也会对人表示同情。他们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且不让别人这样做，无非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人当做人看待，也没有看到他们对这些人应付的责任。他们总是把官职和规章制度看得高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对人的义务。问题的症结就在这里。”聂赫留朵夫想，“只要承认天下还有比爱人之心更重要的东西，哪怕承认一小时，或者只在某一特殊场合承认，那就没有一种损人的罪行干不出来，而在干的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在犯罪。”

所有那些人，典狱长也好，押解官也好，其他官员也好，原来都是温和善良的，他们之所以变得凶恶，就因为他们做了官。

这些人各个都是铁石心肠，对别人的苦难漠不关心，无非是因为他们做了官。他们一旦做了官，心里就渗不进爱人的感情，就像石砌的地面渗不进雨水一样。聂赫留朵夫瞧着山沟两旁杂色石头砌成的斜坡想。他看见雨水没有渗进地里面，却汇成一道道水流淌下来。也许山沟两旁的斜坡非用石头砌不可，但这些土地本来可以像坡顶上土地那样，生长庄家，青草、灌木、树木，现在却寸草不生。这景象看着让人心痛。人也是这样，典狱长，警察也许都非有不可，但看到有人丧失人的主要本性，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和怜悯，那真是可怕。

如果有人提出一个心理学问题：怎样才能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基督徒，讲人道的人，一般善良的人，干出罪孽深重的事而又不觉得自己在犯罪？那么，答案只有一个：就是必须维持现有秩序，必须让那些人当省长、典狱长、军官和警察。也就是说，第一，要让他们相信世界上有一种工作，叫做国家公职，从事这种工作可以把人当做物品看待，不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手足情谊；第二，要那些国家公职人员结成一帮，这样不论他们对待人的后果怎样，都无须又某一个人单独承担责任。没有这些条件。就不会干出像我今天所看到的那种可怕的事情来。问题的症结在于，人们认为世界上有一种规矩，根据这种规矩人对待人不需要有爱心，砍树也罢，造砖也罢，打铁也罢，都不需要爱心，但人对待人却不能没有爱心，就像对待蜜蜂不能不多加小心一样。这是由蜜蜂的本性决定的。如果你对待蜜蜂不多加小心，那你就会既伤害蜜蜂也伤害自己。对待人也是这样，而且不能不这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准则。的确，人不能像强迫自己工作那样强迫自己去爱，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对待人可以没有爱心，特别是对人有多求的时候。

要克服使人们饱受苦难的骇人听闻的罪恶，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总是有罪的，因此即不该惩罚别人，也无法纠正别人。现在他才明白，他在各地监狱里亲眼看见的一切骇人听闻的罪恶，以及制造这种罪恶的人所表现的泰然自若的态度，都是由于他们想做一件做不到的事：他们自己有罪，却想去纠正罪恶。腐化堕落的人想去纠正腐化堕落的人，并想用生硬的方法达到目的，结果是缺钱而贪财的人就以这种无理惩罚人和纠正人作为职业，自己却极度腐化堕落，同时又不断腐蚀受尽折磨的人。现在他才明白，他亲眼看见的一切惨事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加以消灭。他找不到答案，原来就是基督对彼得说的那段话：要永远饶恕一切人，要无数次地饶恕人，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无罪的人，可以惩罚或纠正别人。

聂赫留朵夫希望在这同一本《福音书》里找到能证实这种思想的文字，就把它从头读起。他读着一向使他感动的《登山训众》，今天才第一次看出这段，训诫并非抽象的美好思想，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也并不过分而难以实现，而是简单明了切实可行的戒律。一旦实行这些戒律（而这是完全办得到的），人类社会就能确立崭新的秩序，到那时不仅使聂赫留朵夫极其愤慨的种种暴行都会自然消灭，而且人类至高无上的幸福--在地上建立天国--也能实现。

那些戒律总共有5条。

第一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到第二十六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杀人，而且不可对弟兄动怒，不可轻视别人，骂别人是“废物”。倘若同人家发生争吵，就应该在向上帝奉献礼物之前，也就是祈祷以前同他和好。

第二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七节到第三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奸淫，而且不可贪恋女色。一旦同一个妇女结成夫妇，就要对她永不变心。

第三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三节到第三十七节）就是人在允诺什么的时候不可起誓。

第四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十八节到第四十二节）就是人不仅不可以以眼还眼，而且当有人打你的右脸时，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要宽恕别人对你的欺侮，温顺地加以忍受。无论人家求你什么，都不可拒绝。

第五条戒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三节到第四十八节）就是人不仅不可恨仇敌，打仇敌，而且要爱仇敌，帮助仇敌，为仇敌效劳

他不仅领悟和相信，人们履行这些戒律就能得到至高无上的幸福，只要人人履行这些戒律，不必做其他的，人生唯一合理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们活在世界上抱有一种荒谬的信念，以为我们自己就是生活的主人，人生在世就是为了享乐。这显然是荒谬的。要知道，既然我们被派到世界上来，那是出于某人的意志，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是我们断定我们活着只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显然，我们不会有好下场。主人的意志就表现在那些戒律里。只要人们执行那些戒律，人间就会建立起天堂，人们就能获得至高无上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