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愿意服输，就想自己做策划和编辑，就想自己找找那个抽象的欲望是什么玩意儿。
于是我就给各个部委打电话找选题，同事大杨看我给外交部打电话，想采访大使被劫一案，他说，这得多无知才能这么无畏啊。
后来，居然联系上了，我每天上午报三个选题，下午联系，晚上录演播室，凌晨剪辑送审。
有个大冬天凌晨两点，人都走光了，没人帮我操机，我自己不会，盯着编辑机，心想，我不干了，天一亮我就跟陈虻打电话，去他的，爱谁谁。我坐在桌子胖狠狠地想着，电话接通了，陈虻说，今天能不能交片？我说能。（我好像也有这种情况，在做不好某件事情的时候，各种丧，想着怎么怎么样？结果等到了关键的时候却又下了另一个决心。这可能就是不甘心在作怪吧）
于是，我就开始自己行动，大冬天没穿外套，拖着脚的疼痛，爬十八层的楼，往返于电视台和工作室。
白岩松说，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这句话说的太对了，我可能现在就是这样吧，每天的任务痛并快乐着，所以人在低谷的时候，一定要想想以后的美好，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动力）
这期节目大获全胜，后来还常常被重播，还拿了不少奖。（这就是先苦后甜的事例）
默多克说，新闻人就是要去人多的地方。但我心里知道我不爱扎堆。可是我有不爱到人多的地方。
我要做新闻人，但是我现在做的这一切都不是我想做的，只是迎合了领导的欢心，我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呢？
我看到过几个触动心弦的几个选题，可是这几个选题却又不是领导喜欢的。
上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做过电台一个午夜念听众来信的节目，没有负担，只念信就行，听众说，你把自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
如今我做了新闻人，化妆走在大街上，以前的朋友提醒我说，小心啊，别变成几年前你反对的人。
2003年，新疆地震，白岩松让我去。
我坐伊尔76军用运输机去喀什。机舱里开进三辆大卡车，放了十几只搜救犬的笼子，没座位，我找了个废轮胎坐上，没窗子，噪音大得根本听不见对面的人说话，飞了五个小时，地震局不少男同志都颠吐了
下了飞机，又坐上里面的卡车，一路颠簸，我在车里滚开翻去，最后终于下车了。
我茫然往前走，六点八级的地震，两百多人死亡，眼睛能看到的范围内，土木结构的房子基本完了，喀什噶尔平原上空空荡荡。往前走，成百的男子，围成一圈，阿訇站在中央，为盖着白布的死者念诵《古兰经》。再往前，女人们正在找大石头，在空地上架锅做一点吃的。黎明刚起，巨大的原野一片青黑，赤红的火苗一蹿一蹿舔着锅底。
刚开始我只是机械地做新闻，报数字，当看到一位大爷，颠簸着一只没穿鞋的脚，从车上翻出一只在别处随处可见的一只鞋穿在脚上时，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是赈灾。
陈虻说，用你的皮肤去感觉新闻。（陈虻是我真正的指路人。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出现）
我拍地震后小学的升旗，孩子们从尘土中捡起书包，升旗上课。
后来节目得到表扬，我跟一对双胞胎姐妹去她家，房子早塌了，她们的被子是从废墟里拔出来的，里面有湿湿的砂砾，当地晚上是零下十二度，而且直接放在地上，她们喝的水是从一里之外的一个雨水小坑里提的。
提回家后倒到一个铝壶里烧。这就是她们的生活。我刚刚向全国人民说她们在高高兴兴地上学。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只是帮小姑娘把鞋带系好了。（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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