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在贵州南部一个叫平浪的山沟里。家中两兄弟，我排行老二。
父母都是生在旧社会长在新中国的那一代人，住在离平浪四十多公里，一个叫都匀的县城里。父亲是家中的长子，脚下有两个妹妹；母亲是家中的长女，下面还有四个弟妹。和当时大多数的家庭一样，父亲和母亲都是家中的主要劳力，不仅要照看好弟弟妹妹，还要尽可能地帮助父母养家糊口。
县城有一条宽阔的河流穿城而过，叫剑江，沅江的源头。父亲从小在河边长大，水性极好，能潜入深潭中徒手抓鱼。过粮食关那年，父亲整日泡在河里，靠打渔挣钱帮补家用。母亲手巧，针线活做得好，经常到离家不远的粮库去接补麻袋的活儿，整晚坐在马灯下飞针走线。
1963年8月，县里招工。刚刚小学毕业，年龄不过十六七岁的父亲和母亲决定报名应招。在他们看来，早一天参加工作不仅可以养活自己，减轻家里的负担，还可以寄钱回去，尽可能地帮助还在读书的弟妹。一个月后，他们如愿以偿被录用，分配到县林业局下面的一家林场，成了林业工人。
林场就建在平浪。这里方圆几十公里的山坡谷地都归林场管。日常，他们播种林木，护林防火。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交通不便，出一趟门很不容易。为解决林场上百号人的生活问题，场里专门开垦了两百多亩的水田和旱地，水田用来种稻谷，旱地用来种水果和蔬菜，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
场里有个不成文的规矩。男人的工作主要在山上，妇女的工作则在田间地头。地里的工作除了日常的锄草、施肥、采摘、收割之外，还要负责割草喂牛。牛是专门用来耕地的。母亲会做针线话，但不会割草，常常天不亮就抬着马草箩出去，中午还不见人回来。父亲后来就主动帮助母亲。每天上山工作的间隙，顺带就割一挑青草回来。草箩上还时不时架着两捆做饭用的柴禾。一捆是父亲自己的，一捆是捎给母亲的。
五年后，父亲和母亲到城里打结婚证，顺带买了一些新的床单被套和十斤水果糖。回到场里，两人把铺盖搬到一个屋里，用脸盆装了糖果，招呼领导和同事们吃了喜糖，便做了一家人。第二年，生了我哥哥。翌年，父母给了我这个身体，让我来到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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