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晚唐大诗人李商隐在《安定城楼》一诗中有云：“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
诗歌典故出自《庄子.秋水》。时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欲前去探望老友。谁知惠子却着了慌，唯恐庄子取自己而代之。庄子只得修书一封，述说自己的高洁志向以释疑：“南方有一种鸟，叫做鹓，会不辞辛劳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不会栖息，不是竹子的果实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不会饮用。地面上却有只鹞鹰寻觅到一只已经腐烂的老鼠，当看到高空中飞翔的大鹓，鹞鹰赶紧怒斥鹓，很是担心它夺走自己的食物。”对此大鹓不免讪笑不已，不屑于一顾。在庄子看来做梁国宰相，如同让洁身自好的大鹓觅食腐鼠一样不可接受。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一种诗歌流派却是专嗜食腐鼠以成滋味的，这便是以《恶之花》为起源的西方现代派诗歌。
二
我曾多次撰文批驳现代派诗歌。有许多朋友对于现代派诗歌了解不多，最主要的是诗歌定义太多，很容易混淆，便认为我在全盘否定中国现代诗歌，或者全盘否定白话新诗，这里有必要对现代派诗歌与现代诗歌做一些区别。
西方现代派诗歌与西方传统诗歌有着截然不同的性质，主要在于现代派诗人欲从恶中发现诗歌的存在意义。其本意或在于为诗歌开辟出一种新格局，包括在诗歌内容方面过度地描写世界的残缺性的一面；在诗歌技巧方面，引入一些西方诗歌前所未有的技艺。
现代派诗歌鼻祖波德莱尔在其《恶之花》中就多有有关城市病态性的描写，诸如醉汉、妓女、吸毒者、杀人犯、自杀者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诗歌并不是不能描写这些内容，而是这些现代派的诗人并不是带着批判性的立场来描写这些内容，相反却持肯定的认同的态度，最终甚至不惜惺惺作态，与之同流合污。这才是现代派诗歌值得否定的地方。
当然，不是所有的现代派诗人都持这一立场。有些诗人可能在诗歌技巧方面向现代派诗歌取经的多，对于现代派诗歌的诸多内容还是避之唯恐不及的。这些诗人尤其以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派诗人为主要代表。诸如戴望舒、卞之琳、冯至、闻一多等等等等。在国外，有诸如保尔.瓦雷里、叶芝、梅特林克、洛尔迦等等。
三
法国浪漫主义诗歌在雨果笔下达到最高峰。不过即便雨果最著名的诗歌也难掩西方传统性的弊端，那就是过于直抒胸臆，显然这样的创作方式太直白，缺少艺术深度，实在难以为继。因此，继起的诗人波德莱尔不得不另辟蹊径，这便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兴起的深刻原因。
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危机，在中国古诗中却是不存在的。
一者，中国古诗自始至终是以性本善为立足点的。从哲学的角度来说并不意味着性本善就一定比性本恶要好，要高大上；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性本善更趋向于继承，而不是盲目否定。因此中国古诗有一种天然的继承关系。西方诗歌动辄需要另起炉灶。
二者，中国古诗更倾向于意象性的表达，而不是付诸直观的主观情绪的宣泄。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的我太突出，当时代需要强调“我”存在时，浪漫主义便会成为无可阻挡的力量，这时抒情诗便充当了“革命军中马前卒”的作用；一俟时代风潮落幕，诗人对于“我”之存在便会采取一种决绝的回避态度。貌似中世纪之禁欲主义死灰复燃；还如《格林童话》中的巫婆，看到抒情、看到爱情描写就有一种病态的否定意见。
三者，中国古诗的技巧性远强于西方诗歌，包括西方现代派诗歌。譬如象征主义，在中国古诗中其实是多有采用的。中国古诗并不会刻意追求这样的或那样的艺术技巧，一切遵循诗歌内容而定。西方诗歌则迟至波德莱尔的诗歌创作中才多有表现。
四者，中国古诗使用的是文言文，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区别在于文言诗歌的妙处绝无可能穷尽。西方白话文的缺陷在于似乎一夜之间便可以达到峰值。
总之，西方现代派诗歌或许并不可避免，对于中国诗歌来说却未必。尤其中国诗歌有一个天然的标杆，那就是中国古诗。我想只有当中国现代派诗歌山穷水尽之时，诗人们才会重新发现中国古诗的价值，并将之作用于现代诗歌创作之中。真正的继承一定在于在中国古诗与现代诗歌创作中搭建起一座天然的桥梁。
四
事实上《恶之花》最优秀的作品，并不是波德莱尔所热衷的以恶为美的诗作，相反倒是那些传统意味比较浓厚的作品。即便雨果也对此不吝赞美，称道他：“你创造了新的战栗。”
需要说明的是，波德莱尔的确创造了新的战栗，因为其浪漫主义相对于雨果的浪漫主义显示出其独特的风格，其艺术成就甚至远远高于雨果。
相反，波德莱尔那些试图从恶中发现美的作品却逊色许多。如果一定要质疑其内在原因，我想就在于波德莱尔又走上了传统诗歌的老路，那就是直抒胸臆，试图十分生硬地表达自己的诸多观点。
譬如其作品《腐尸》，貌似在歌颂一种至死不渝的爱情。然而由于作者过度地描写爱人肉体之腐烂，甚至还描写一条狗欲分食这具腐烂的肉体，总之这样的爱情描写未免太重口味了。就创作方法而言，并没有逃脱传统的直抒胸臆的窠臼。
当然，有读者会说诗人这里采用的是先抑后扬的创作方法。我想说明的是诗歌中的“抑”一定得有尺度，得保持一定的距离。否则，抑的成份太重，都超过质的界定性，这时即便扬，读者也觉得不可信。在此，读者不妨将这首《腐尸》与闻一多先生的著名诗作《死水》作比较，便不难发现闻一多先生的作品是何等高妙，而这首诗歌在艺术上却显得多么的荒唐。原因仅仅在于波德莱尔对于恶有一种趋向性，而闻一多先生对于《死水》却是深恶痛绝的。
五
有时我甚至有这样一种设想，与其说《恶之花》昭示着现代派诗歌的发端，还不如说《恶之花》揭示了传统诗歌的存在价值。就《恶之花》这部著作来说，其最好的作品正是那些传统意味比较浓厚的作品。
走笔至此，一定会有许多评论家认为我异想天开。其实这从另外的角度来说也很好解释。因为波德莱尔是第一个现代派的诗人，为了使其诗歌作品得到传统诗歌界的认可，其诗歌作品一定会保留相当多的传统意味。也正因此，法国读者对波德莱尔的认可度远远高于其他现代派诗人。
最重要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孤证。诸如中国的现代派诗歌浪潮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解放前的国统区，后来因为全国解放，这一波现代派的诗歌浪潮被打断了；一次则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在这两波现代派的诗歌浪潮中，那些现代派诗歌的首倡者其实都保留有浓厚的传统意味。譬如戴望舒的《雨巷》，甚至在将中国古诗的因素引入到现代诗歌创作中。还譬如卞之琳，其著名诗作《断章》，古典诗歌意味也十分浑厚。最重要的是这一波现代派诗人较之后起的现代派诗人，读者的认可度就要相对高一些。当后继的现代派诗人的现代派因素相对多起来的时候，其实读者对现代派诗歌的否定程度也在加深之中。
解放后的现代派诗歌同样如此。譬如读者对于朦胧派诗歌的认可度相对就要高许多，至于其后的精英派诗歌，口语诗，垃圾派诗歌、下半身诗歌，读者的认可度就相对少许多。
甚至当时还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在顾城残忍地砍死其妻子之后，一些现代派的评论家为了甩锅给传统派，竟然说顾城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诗人，根本不是现代派的诗人。这些评论家固然善于甩锅，但我想说的是那些现代派诗歌的首倡者与传统诗歌的区别可能并不会很多，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们的诗歌同样可以给传统诗歌带来不小的颤栗。他们的诗歌创作固然为现代派诗歌开辟了方向，同样也可以说为传统诗歌的发展带来新的可能性。
当现代派诗歌日益黔驴技穷，有如昨日黄花一般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有必要对现代派诗歌进行全面反思。因此，重新回顾那些最初的现代派诗人，或许对于我们的诗歌创作不无启示意义。“终归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诗歌是一条回归线，必将重新回归于真善美，当然，中国诗歌需要发现全新的诗歌技巧，这样的技巧应该更多的借力于中国古诗。真正的国学，真正让诗歌永流传，在于重新天才性的发现中国古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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