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是我从初中语文课本上得来的印象最深刻的形象之一，带宽有限的记忆之流也没有冲走被它激起的几点惊叹的浪花。契诃夫真神！

后来，带着对这些形象的渴慕，我成为了一名语文教师。当我想好好学习那些当年未来得及领略的写作奥妙时，却发现自己是多么地无能为力！

太精妙完美的作品恍如一绝代佳人，“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怎么看怎么都觉得只是“造化钟神秀”而已。写得那么简单、轻松，却又那么恰到好处，怎么学？！

细读契诃夫前期的代表性作品，更加相信他的几乎每个作品都能洋溢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机智”，让人不服不行！

契诃夫是对当代作家影响最大的几位作家之一。英国作家卡特琳·曼斯菲尔德曾说:“我愿意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也数次提及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文学巨匠之一。

出于钦敬和艳羡，试图窥探一点契诃夫写作的奥妙，虽然有点自不量力，但愿能够抛砖引玉。

(一)契诃夫机智地瞄准了最能引人共鸣的人物形象。

高尔基曾经这样评价契诃夫:“他拥有在任何地方都能发现并引起人们注意庸俗之物的本领。”与“庸俗”“共舞”，是契诃夫作品的鲜明特征。

首先，这样的形象足够普通，保证了作品的通俗性。

契诃夫自己曾这样说:

“在当今俄国所有从事写作比较成功的人中我是最肤浅和最不认真的一个……”
“我就常常受到指责，甚至托尔斯泰也指责过我，说我写的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没有正面人物……可是正面人物上哪儿去找呢？要有的话我倒挺乐意写的！”

确实，他没有屠格涅夫式的人道和温情；也不像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啊哲学啊潜意识啊，让人感觉深不见底。

契诃夫足够“接地气”。他关注普通人平凡的日常生活,致力于对“常人”生活的现象学描述。

他信手拈起某种普通的“单纯的”心理或性格，寥寥数笔就勾勒得入骨三分。或保守狭隘，或虚荣势利，或苦恼忧伤，或后悔醒悟……如雨后行走于泥地上甩也甩不掉的烂泥，与每个人如影随行。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庸俗。

所谓“庸俗”，指“平庸鄙俗，不高尚”，亦即海德格尔所指的“非本真存在”的“常人”。

芸芸众生，高尚勇敢者几许？愿意被“枪打出头鸟”者几何？随大流才最安全！ “沉沦”是大多数人生活的常态和最终的归宿。

面对这样的形象，我们很快会有似曾相识之感，“他乡遇故知”，想不被打动都难。

鲁迅是给中国式“庸人”画像的高手，而契诃夫更显笔力纵横。 鲁迅写尽了旧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和潦倒的知识分子，而契诃夫几乎“看尽”了沙皇统治时期政府官员、军官、商人、医生、教师、艺术爱好者等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庸人”。

其次，这样的形象足够典型，保证了作品的艺术性。

契诃夫总是不动声色地把几乎每个人内心深处都潜藏着那些根深蒂固的陋习毫不留情地挖掘出来给我们看，让我们捧腹大笑的同时也让丑恶无处遁形。

但他不作自然主义的描绘,不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沼”,他对生活素材认真细致地进行“观察、选择”,而在创作过程中又进行“推测、组合”,使生活素材形象化和典型化,从平平常常的、似乎是偶然的现象中揭示出生活的本质。

这得益于契诃夫卓越非凡的本质直观能力。契诃夫用他独特的风格鲜明生动地呈现了几十年后海德格尔才概括出来的“常人”的几种基本的“非本真”的“沉沦”的存在方式。我们往往会被“常人”“引诱”(如《跳来跳去的女人》)，然后会得到自以为是的暂时“安定”(如《假面人》《勋章》)，其实被“异化”(《变色龙》《胖子和瘦子》《苦恼》)，甚至导致“自拘”(如《小公务员之死》《套中人》等)。总之，这些都是处于“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

这样的性格和心态体现的是最普遍的人性，我们总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发现人类共通的本性和弱点，透视生活和社会的本质。

因此，契诃夫塑造的形象总能超越他们本身的身份、地位、文化程度甚至文化背景，超越俄罗斯，超越他们所处的时代，成为人类共通的“文化密码”。

比如“变色龙”吧，其实在环境的挤压下，任何人都不可避免被不同程度地扭曲、变形、异化，这样的形象就是能超越时空生长的“离离原上草”。

契诃夫带着他最有烟火气的普通灰暗的人物形象，走向了世界，走向了未来。

再次，这样的形象足够被“遮蔽”，体现了作品的现实性。

“人啊，认识你自己！”这是一句被认为点燃了希腊文明火花的经典名言，它被刻在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

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特别是“沉沦”在非本真生活状态的“常人”们，往往带着“自信与坚决”，“自以为过着完满真实的‘生活’，这种自以为是把一种安定带去此在，从这种安定情绪看来，一切都在‘最好的安排中’，一切大门都敞开着。”

人性总求得过且过，自欺欺人。“林中空地”并不总能明亮，相反更经常是被烟雾笼罩，“被遮蔽”。在种种陋习中沉沦麻木的我们，需要“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勇气。

契诃夫就是要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他曾这样表达他的创作目的:

我所要的只是诚实地告诉人们：‘你们看看自己吧，看看你们大家生活得多么不好，多么无聊！……’最主要的是要让人们明白这一点，等到他们明白了，他们就一定会为自己创造和现在不同的、更好的生活……只要这种生活还未到来，我就要再三再四地告诉人们：‘好好地想想吧，你们生活得多么不好，多么无聊啊！’

以文学为镜，反躬自省，才能防止自己“跌入”泥潭而不能自拔，让生活面目全非却不自知。

比如《变色龙》，就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这样的镜子,百余年后的今天依然能够照见一些现代人身上“变色龙”的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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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机智地选定了一个最“亲民”的题材，奠定了独具特色的契诃夫风格的基石。

(二)契诃夫机智地聚焦于最有张力的简单生活场景。

写平常人，既是取巧，也是挑战，弄不好就成了真正的“平庸”“庸俗”。

善于捕捉日常生活中最凝练的场景，构成一个让充分释放人性的舞台，这体现出契诃夫艺术构思上的伟大天赋。

许多读者甚至专家不能真正理解一些短篇小说的妙处，“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只看其写了什么，而忽略了它没有写什么”。正如一件无与伦比的根雕艺术品，首先在于艺术家寻找到了那个独一无二的绝佳材料。

主要以《变色龙》为例，希望能洞悉几分他在选材构思方面容易被人忽略的匠心与奥妙。

见风使舵，趋炎附势几乎是根植于人性深处的生存生活的本能，这样的表演时时刻刻遍布于世界的每个角落。

但如何以最小的篇幅最简炼的文字，最集中最鲜明地凸显人性的这种弱点并使人警醒？

作者耐人寻味地选择了一个人狗对峙的普通瞬间，当然狗背后连接的也是人，没有出场的人。但其实没有出场的人更显“在场”，这样就构成了这幕短剧的滑稽之处和它更深远的讽刺意义。

首先，是“狗”的象征意蕴。

狗是忠诚势利的，自然蕴含了“奴才”之意。而狗的遭遇和命运也是专制统治秩序下无数奴才的遭遇和命运。

其次，是“狗”背后必然联系的“人”。

狗和人的关系和矛盾实质上是人和人的关系和矛盾。将军虽未出场，但影响却无处不在，甚至是决定整个事态发展的最关键因素，是所有人物和事件围绕的轴心。如此虚实相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于是，这一最不起眼的小事却使当时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得以展开，无形中拓宽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和密度。

第三，是题材选择的弹性。

广场上的“野狗”谁家的？正是这个暂不知道答案的开放性问题，为人物喜剧性的精彩表演留下了充分的空间，使人物性格的发展和呈现自然而合理。

第四，是题材选择的辐射性。

本来“空无一人”的广场上“很快就聚了一群人，仿佛一下子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各色相关不相关的人等突然汇聚，这个广场瞬间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小社会，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缩影。以小见大的艺术魅力自然产生。

其实，这也是契诃夫前期代表性作品的共同特色。

比如他的《假面人》就设置在一个慈善化妆舞会旁边供男性知识分子休息的阅读室里。一个假面人带着美女和酒冲进来蛮横地要赶走里面的几位男士，首先遭到了坚决的抵制，直到叫来领班叫来警察长，最后假面人拿下面具，原来是当地首富和有名的慈善人！于是大家互相责怪，为何没有听话离开，怕得罪了那个富人而后悔自责惶恐不安。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叫《勋章》。一位军校老师为赴宴向同事借了一枚勋章显摆，没想却碰到了另一同事，于是百般遮掩洋相百出，最后却发现那位同事其实也戴了一枚借来的勋章，结果皆大欢喜。只是略微遗憾自己借的不如对方的高级。

简单的故事让人捧腹大笑，也让人深思不已。这样让人“笑中带泪”的喜剧效果来自契诃夫对生活独具慧眼的发现和独具匠心的提炼。

可能我们只会艳羡人家“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机灵，却忽略他们经历过的多少“踏破铁鞋无觅处”的殚精竭虑。

这也成就了契诃夫小说一个举世公认的重要特色:紧凑、简练、言简意赅，“内容比文字多得多”。契诃夫本人也说，“我善于长事短叙。”他认为，“越是严密，越是紧凑，就越富有表现力，就越鲜明。”这是契诃夫对短篇小说这种文体的最大贡献。

可以说，精于捕捉故事场景的“机智”，使契诃夫风格初具雏形。

(三)契诃夫机智地让人物进行充分的喜剧性表演。

大幕拉开，一个恰到好处的舞台自然呈现，但最精彩的还是演员们的尽兴表演，这才是真正能释放契诃夫天才之所在。

首先，契诃夫善于挖掘生活中典型的矛盾冲突，特别是人物性格和言行中的内在不一致性。

在契诃夫锐利的目光下，任何装饰有漂亮外衣的琐碎、卑微、庸俗、渺小、肮脏或反动的东西都无法隐遁，他总能揭示它们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不一致和矛盾，暴露其丑恶的一面，加以嘲笑或讽刺。

处理狗咬人的事件对一个警官来说应该是驾轻就熟的。可偏偏因为可能是将军家的狗而枝节横生、波澜陡起，契诃夫硬是让它演成了一幕跌宕曲折、让人啼笑皆非的喜剧。

几乎是“变色龙”奥楚蔑洛夫的独角戏，是他的两个自我在厮杀。一个是“执行法令”的警官，一个统治阶级(“将军”)的奴才。

如果“狗”不是将军家的，他就可以很轻松地扮演他“警察”的角色；而一旦它恰巧就是将军家的，他就立即脱下警察的外衣，一味地献媚讨好还唯恐不及。

哪一个是他真正的自己？似乎两个都是，因为两个角色他都在尽力扮演。为此他出尔反尔，翻来覆去地扇自己耳光。

但当二者冲突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这就使他的奴才本性暴露无遗。所谓冲突其实是同一个人的“面子”和“里子”的冲突，是人物虚伪本质的动态展览。

在矛盾冲突中充分暴露主人公奥楚蔑洛夫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其实就是暴露了当时沙皇统治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所谓执行警察制度，让他们“执行法令”，其实不过是统治阶级为了更好地维护自己统治的一个欺骗百姓的幌子。因为亚历山大二世被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统治时期不得不要求警察在沙皇所谓的制度下执行法令。奥楚蔑洛夫就是当时这种警犬制度中的一员。

所谓“警察”不仅是用来镇压剥削人民的工具，也是用来欺骗百姓的工具。这就注定了他们就像一只被耍的猴，一个被提线的木偶，难免被人捉弄嘲笑。

警察小丑般的表演揭示的就是统治阶级跳梁般的丑恶嘴脸。人物的内在冲突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冲突。

契诃夫善于利用夸张、对比反差等漫画式手法突出人物。

契诃夫不仅有对矛盾冲突的深刻洞察力，他更有本事使矛盾如历历在目，直击人心。

这是契诃夫的弟弟对他的一段回忆:

有一次，安东·契诃夫买了一只活鸭，回家的路上，他老是去揪那只鸭子，尽可能使它叫得响一点。“让大家都知道我们家也吃鸭子，”他说

对，这也是契诃夫写作上的追求。他要把自己“看到”的隐秘真相鲜明生动地呈现出来。

所谓漫画式,它常常是对被讽刺对象特性适当夸张,并形成对比反差的效果，从而将丑态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由于不能确定狗到底是不是将军家的，“变色龙”夸张的态度变化如过山车般大起大落，让人大跌眼镜。

对狗，可以践踏入泥，也可以吹捧上天。

当听说“狗”不是将军家的，他的态度是:

两次说“弄死它好了”，而且要“马上，立刻就办”，又说“多半是条疯狗”，“模样也不中看，完全是个下贱坯子”。

只要听说“狗”是将军家的，就马上为它辩护“难道它够得着你的手指头？它是那么小”，“说不定这是条名贵的狗”，“狗是娇贵的动物”，“挺不错的，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

对被狗咬的赫留金，可以为之伸张，也可以对之威吓。

认为小狗不是将军家的时候，就声称要为赫留金讨回公道，“不能不管”。

而当有人说小狗是将军家的时，就嘲讽他是“想得到一笔什么赔偿费了”并斥责他是“混蛋”，“猪崽子”，甚至他被咬的手也成了“蠢手指头”，并幸灾乐祸说狗咬得好，并威吓他:“我早晚要收拾你！”

正是通过令人匪夷所思的对比夸张，一副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却对百姓张牙舞爪的“警察”嘴脸，活灵活现！

对狗主人态度的变化更是将自己演成了一条活生生的狗。

认为狗的主人不是将军时，态度严厉，狐假虎威，装模作样。

“等到他，那个混蛋，受了罚，拿出钱来，……我要好好地教育他一顿！”

而当听说狗是将军家的时，就媚态可掬，令人作呕了！

“就说这狗是我找着，派人送上的。”

无论是对狗，还是对被狗咬的人、对狗的主人的态度变化，都充分显示他已经完全失去了本真自我，“跌入非本真的日常生活的无根基状态与虚无中”，异化为战战兢兢地围绕将军运转的自动化机器。

同中有异的反复更使人物深入人心。

情节上的反复，是一种能化腐朽为神奇的大家笔法，不仅被契诃夫在许多经典作品中运用，而且为很多用笔极其精简的大师所钟爱。

但怎样才能防止反复掉进重复啰嗦的陷阱？至少应该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多次反复在情节设置上合情合理，真实自然。

第二，反复突出的是人或事物有足够代表性的典型特征。

没有多次反复的表演，“变色龙”的形象不会如此深入人心。正是在翻来覆去的“变色”中，奥楚蔑洛夫“警察”的外衣一步步脱去，“奴才”的本性越来越暴显露。此处的“繁”，却是“简”，是突出人物性格的最恰当写法。

但一个堂堂警官为什么会任由周围人捉弄操控而上演一幕尴尬的滑稽剧？

其实，现场任何人都是以将军的名义操控这个“自动化机器”(十足的奴才)的。而且是巡警和将军的厨师分别两次对狗的主人做出了完全不同的判断。巡警可以说是出于必要的谨慎，而厨师很有可能就是想故弄玄虚，存心想看人出洋相。但谁叫他是将军家的厨师呢？

只有这样真实自然的反复才足以动人。契诃夫正是靠这种化腐朽为神奇的巧妙手法使很多的人物形象永远流传。

中国传统名著《西游记》就是一个在不断反复的情节中走向主题深处的经典之作，更不用说欧亨利《警察和赞美诗》等经典小说中多次反复的情节了。还有印象非常深刻的，鲁迅写寡言少语的祥林嫂却用了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写她千篇一律地讲着阿毛的故事，写阿Q的个性化语言“儿子打老子”，“我先前阔着呢”还有唱戏的场景等的反复都产生了非常神奇的艺术效果。

非常凑巧的是，在我见识不算太多的讽刺小品中，最触动我心弦，有心酸流泪之感的两个小品都有这种方法的妙用。

一个是80年代初陈佩斯和朱时茂主演的《吃面》(1)，小品中作为导演的朱时茂让临时演员陈佩斯演一个吃面的镜头，农民出身的陈佩斯怎么也抑制不住吃的本能欲望，而完全忘记了这是演戏和拍戏。在简单情节的多次反复中真的有为那一代人欲哭无泪的同情和理解。

还有一次是很偶然地看到贾玲主演的《好人就是这样被冤枉的》，以特别夸张的表演诠释了一个好人如何在无数次费力的解释之后终于放弃承认自己是魔鬼的故事，那一刻我真的被一个小品的艺术魅力征服。

(更让我震惊的是后来这个小品被网友扒出是完全照搬了韩国的作品《被冤枉的记忆》。而且现在网上也把标题改回了《被冤枉的记忆》，可见抄袭是被坐实了。这不能不算咱们中国人集体的悲哀)

不管怎样，都证明了重复是一种很高级的艺术。

应该说，动漫式的人物表演标志着契诃夫风格的成熟。

(四)契诃夫机智地以精确的细节凸显生活的真相。

契诃夫是一个“艺术的生活真实”的狂热拥护者。

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

怎么能使人相信那些生活中几乎不曾有的事是“会有的实情”呢？契诃夫有两个法宝:

一、用细节呈现与人物契合的环境背景

在作品中,“除了人物以外”,还要使读者“可以感到引出人物的那个人群、气氛和背景”。

厉害的是，契诃夫总能使他的不管多么滑稽可笑荒诞不经的人物都是从那个环境自然生长出来的，在那个环境中是最正常不过的。这体现了人物的典型性。

“变色龙”到底是个典型形象，还是一个变态人物？只有分析他所处环境的特点，才能帮我们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1、法律是可以“变色”的，这成为了“变色龙”的依靠。

“长官，就连法律上也没有那么一条，说是人受了畜生的害就该忍着。”
“他的法律上说得明白，现在大家都平等啦。不瞒您说，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
“那儿的人可不管什么法律不法律，一眨眼的工夫就叫它断了气！”

人物的对话中有三次提及法律，前两次是被咬的赫留金，后一次是警官，但狗咬了人该如何处理，却不能从法律中找到明确的依据。不管是被咬的赫留金、还是警官奥楚蔑洛夫，他们提到法律时的表述都是含糊不清、模棱两可的。这样的法律不要也罢了。

据警官的最初的态度推测，狗的主人应该是要受惩罚的。但后来警官的处理却完全与规定背道而驰了。

可见，这里的法律不过是一种“闲谈”的说辞，一个可以围绕统治者利益随意“变色”的幌子。

2、群众是乐意“变色”的，这成为了“变色龙”的帮凶。

“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围观者，开始跟着起哄喊“抓住它”，后来又嘲笑赫留金，并在整个事件中推波助澜，最后还幸灾乐祸地对赫留金哈哈大笑。

这是一群喜欢热闹，唯恐天下不乱的充满“好奇”的“看客”，他们空虚无聊，无所事事，又愚昧麻木，奴性十足。他们很容易得到一种自我满足的“安定”感，生活的目标就是在不同的热闹中不断“变色”来深化这种“安定”感。

3、被害人也悄悄“变色”，这成为了“变色龙”的土壤。

面对荒谬不经的“变色龙”，如果旁观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尚可理解，作为被咬的受害人赫留金最后也悄无声息地接受了，就不得不令人差异了。

显然，赫留金并非善茬，对狗也不友善，“我要揭你的皮，坏蛋！”“就连那手指头也像是一面胜利的旗帜。”他声称“我的兄弟就在当宪兵”，“人人都是平等的”。他的目的也很明确，要“赔一笔钱”。

可就是这样的赫留金后来被侮辱，“这小狗还不赖，怪伶俐的，一口就咬破了这家伙的手指头！哈哈……”奥楚蔑洛夫临走时还恐吓他“我早晚要收拾你！”怎么突然就“偃旗息鼓”，认怂了呢？

他之所以成了一只彻底的缩头乌龟，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也完全被“将军家的狗”震慑住了。还想赔钱？没有的事！认栽还来不及，说不定还会后患无穷呢！警官不是说要收拾他吗？还是趁早撤了吧！

说到底，他也不过一个彻底的奴才而已，尽管还带着一点市侩的狡黠刁钻。而正是这众多奴才，使“变色龙”也更加“安定”地做一个媚上欺下的奴才而无所顾忌(当然只是针对老百姓)了。

小说借用变色龙这种善于随着环境而变化身体颜色的动物做标题，最贴切地诠释了绝大多数庸俗的人“到处都在而又无一处在”的“无根基”“虚无”庸俗的生存状态。

只是相比于鲁迅笔下的中国看客，这些俄罗斯人更多了一些“积极”与活跃，也就更多了一份滑稽与幽默。

契诃夫并不回答这样的问题：“人应该是怎样的？”但是他回答了：人在某种情况下是怎样的

因为他相信:“在短篇小说里,留有余地比说过头为好。” “小说里所欠缺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的。”

这样的作品是一面镜子。我们不仅认识了人物，而且认识了产生人物的环境。二者交相辉映，让我们既看到了社会的本质，也看到了普遍人性的本质。

更重要的是，我们冷眼旁观到了人类存在状态的真相，我们拥有的往往只是集体无意识，竟然还对此心安理得。也许我们认为正常不过的事情其实荒诞不经。

二、以细节反映普遍人性的真实

人格如此分裂的“变色龙”为什么还能神气十足？难道不会受到自我同一性的抗议吗？

一般的读者，会为一个翻脸比翻书还快，趋炎附势的“变色龙”形象而忍俊不禁；而细心的读者总能发现人物可笑外表之下掩盖着的内在心理。

“席加洛夫将军？哦！……叶尔德林，帮我把大衣脱下来……真要命，天这么热，看样子多半要下雨了……只是有一件事我还不懂：它怎么会咬着你的？”
“哦！……叶尔德林老弟，给我穿上大衣吧……好像起风了，挺冷……

两次一听说狗是将军家的，“穿着新的军大衣”耀武扬威的警官，一会儿太热一会儿“挺冷”，一会儿要“把大衣脱下来”一会儿要“穿上大衣”，最后“裹紧大衣”离开，仿佛一幕心理的动漫剧。

契诃夫“努力使人物的心情在他们的行动中就清晰可见”。我们从人物反常的外在表现中能读出怎样的深层心理？

当然，可能像很多人说的那样，他为自己当初说了不利于狗的主人的话而深感后怕不安，如果仅仅是这样，我相信，他会悄悄地脱掉或穿上大衣，而没必要大呼小叫“叶尔德林老弟”。其实这是一种朦胧的希望借助外在力量摆脱或掩饰某种“异己”东西的潜意识需求。

作为一个处于“无根基状态”的“常人”，他受到两种不同力量的引诱，一个是做“执行法令”的警官，一个是做将军的奴才。当处于不同的被抛境况时，他会有不同的跌落，从而形成振荡摇摆的“旋涡”。

其实人都有追求自我同一性的本能，即追求自我人格发展中的连续性、成熟性和统合感。或者说，将自己的“众多人格”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人格，是对“我自己”和“我的社会角色”的一种信任。

显然，这种摇摆和振荡造成“自我同一性”的被分裂和破坏，任何人都会有一种本能的不适与抗拒，犹如一个宣称节食的人却轻易地向自己的食欲屈服时流露出来的一点小尴尬， 又如一个标榜努力学习的人向自己的懒惰投降时的一点无力的挣扎。

不经意的细节，流露的是可能是他下意识的微弱“良知”，一点普遍的人性的微光。

也正是这一点微光，豁然打通读者和人物之间最后的一点隔膜，触动了我们心中某处最柔软的地方。

这体现了契诃夫对人的同情，——这种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个聪明、心思细腻的、对一切都能理解的人的同情。我们也借此来学习理解生活。

高尔基指出了契诃夫才华的“可怕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他写的是真话，“任何事情从来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必须说，就是这种“真实”的“可怕力量”使契诃夫风格独步世界。

品读契诃夫炉火纯青的作品，我们会艳羡上帝对他的格外垂青，但不知道背后是多么深厚的生活积淀，多少艰难的生活打磨。一切甜瓜都是苦藤上结出的果，背后得有多么努力才能让人看起来毫不费力……

从小向庸俗讨生活的“生存竞争”使他深深扎根于生活生长出一个本真的自己。

契诃夫从小并不幸运，也不轻松。他曾经反复强调“我小时候没有童年生活……”

被迫像个苦役犯在父亲濒于破产的小杂货铺里忙碌，又卖东西又收钱。接触些不伦不类的人，听着些不三不四的闲谈，做着些不清不楚的生意……铺子不仅“和街上一样冷”，而且“根本没办法做作业”。却又会因此遭到父亲的暴揍。

直到杂货铺破产父亲为逃债举家迁居，契诃夫单独留下靠自己做家教赚钱念完了中学，三年中他与家人只有过一次团聚……直到他考进医学院，又靠自己写作“读完大学课程和养家糊口”。

他一直“为着每日面包的琐细焦虑” ，为生存而斗争。“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人性的庸俗”，和生活打过“交手杖”，有过“肉搏战”。

正是这样的经历使契诃夫有机会了解世相百态，了解了“庸俗”并成为了它的“仇敌”，成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和公正的“裁判官”。

契诃夫曾这样谆谆告诫青年作家：

“一个作家，一定要使自己养成聚精会神、永不休止的观察力。你必须做到把优良品性的培养变成直接习惯，变成天然素质！”

从小受“专制和欺骗”压抑，练就了他洞悉生活的矛盾和本质的深刻。

契诃夫从小生活在充斥暴力和谎言的市侩环境中。“专制和欺骗毁掉了我们的童年，”有一次契诃夫这样说。

他不认同父亲的经营理念，却不得不被迫几乎每天到父亲铺子里当“主人的眼睛”，甚至暑假和哥哥单独开铺子，结果每天营业一二十个小时，却几乎颗粒无收。

父亲是一个狂热的宗教徒并且自鸣得意，而契诃夫看到的只是愚昧和虚伪；

童年的契诃夫感觉自己像个小丑般被教堂夜间唱诗班折腾得筋疲力尽，为即使义务演唱也不被人待见的唱诗班感到羞愧自尊心受损，却不得不为满足父亲的虚荣心而硬撑了好几年，即使为此伤害了身体……

作家的哥哥也曾这样写道，

“他(作家契诃夫)多么希望在回忆起自己童年的时候会有一丝甜蜜的感觉。但是，他能回想起来的只是个受尽折磨、事事服从的中学生。”

对于一个人的童年来说，其实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遭遇了什么，而是面对遭遇的态度。从不满到“服从”再到后来的“孝顺”，称“父亲给了我们天赋”的心路历程标志着契诃夫的成长，并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底色。

这就是他练就了包容生活中矛盾的胸怀。这应该离不开他“仁慈而智慧”的母亲的指引。所以他说“我们的灵魂是母亲给的”。

F·S·菲茨杰拉德（二十世纪美国最杰出作家之一）曾说：检验一流智力的标准,就是头脑中能同时存在两种相反的想法但仍保持行动能力。

这样的智慧已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刻印在契诃夫早年的年轮里，使契诃夫具有了全方位多视角立体地透视生活的神奇“复眼”，并孵化出一篇篇凝结智慧的文字，日后发育成享誉全球的契诃夫风格。

摆脱灰暗沉重生活的本能成就了他出神入化的幽默技巧。

契诃夫的文学启蒙来自母亲“经常给他们讲故事，而且讲得很好”

他幽默，爱讲笑话，那种幽默感是他特有的。

随时随地，让自己和周围人从沉重压抑中抬起头来，喘息一下，轻松一笑是他的创作目的，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成为他的素材，周围任何人都是他的读者(听众)，所有生活场景都可以成为他表演的舞台。天生的幽默感经过他千万次的打磨越发变得油光发亮。

人生需要笑声，他又一次契合了人性的共同需求，使他的作品更加平易近人，因而自然而然地走进了更多读者的心。

“您可知道，我是怎样写自己的小故事的？您瞧瞧吧。”他朝桌子望了一眼，拿起第一件看到的东西，“这是只烟灰碟，”他把它放在我面前，说：“您要是高兴，我明天就可以写出一个短篇……篇名就叫《烟灰碟》。”于是，他的眼睛便因欢乐而发亮。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他“创造了新的形式，因此我丝毫不假作谦逊地肯定说，在技术方面契诃夫远比我为高明！……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艺术家。”

契诃夫曾说说：“写作的技巧，其实不是写的技巧，而是把写得差的地方删去的技巧。”

他主张“用刀子把一切多余的东西都剔掉。”他说:“要知道,在大理石上刻出人脸来,无非是把这块石头上不是人脸的地方都剔除罢了。”

契诃夫注定是一粒深埋于庸俗的市侩淤泥中的种子，他在沉重抑郁中顽强挣扎，结果却以淤泥为养料开出一朵清雅的莲花，那一个个让人笑中含泪的作品就是一粒粒远香而心苦的莲子

我们今天是否需要一个契诃夫？毕竟我们今天的淤泥已经足够地肥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