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 宋神宗开始表露出一些后悔之意。也许他终于意识到，自己对于新政反对派的责罚太重了。慢慢地，李常回到了京师，王巩也获赦回到北方。王巩，字定国，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获罪之后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南)监盐酒税，要知道宾州当时属于岭南地区，不仅僻远荒凉、气候湿热，而且物质贫乏，生活极为艰苦。
王巩赴岭南时，与歌女柔奴一路患难与共。三年之后，王巩得以北归，到苏东坡家里相见。
苏轼见一个几年前还是黑发爽朗的汉子，如今却见衰颓了。
此聚之后，苏轼便写了这首词：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很喜欢这首词里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这句话安抚了多少离人游子的惆怅心，是能直抵心灵的顶级文字。）
苏轼定下心来，觉得人生到了自得其乐的阶段，想着这辈子就这样快快乐乐过着“淡而有味”的生活，谁知又突然被调离谪居地，再度卷入政治纠纷中。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朝廷突然传来消息，他被调到汝州任职。（高明的皇帝把一切当做他实现目的的工具人，无能的皇帝是一切别有用心或者弊端的工具人，他们身不由己，让下面的人也无所适从。苏轼这种抽风式地贬谪迁移都来自于皇帝和下官们的争斗，苏轼们就是他们搏斗的棋子，有些悲哀。）
按传出来的消息说，宋神宗本想叫苏轼执掌史馆，但朝中有人极力反对，最后没办法，只能亲笔下诏，把苏轼的谪居地由黄州移到汝州(临汝)。汝州离京师较近，比黄州环境好，是居住的好地方。
家里人更惊讶，苏夫人担忧道：“夫君，调令怎么来得如此突然。虽然汝州比黄州来得好些，但我觉得住在这里很舒心。”
苏轼点头，“我也是不想去，黄州挺好，在这里我们一家人过得很开心。”
苏轼逃避这道派令，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殆似小儿延避学”。调职的消息传来的两天前，苏轼还在定惠院后山的商氏园内和朋友们欢聚，喝酒聊天。调职令来之后，他犹豫了好几天，不知道该不该申请留居黄州。
他那几天还跑去了商家花园里看花，那里的花，花色比外面浓艳，花香比外面好闻。苏轼专门去店里买了个木盆，大小正好，可储水用来浇园子里的瓜。
一路逛街时苏轼还看到邻居何家有茂盛的橘子树苗，喜出望外的苏轼马上要了几棵苗，笑呵呵地说：这几棵苗正好可以种在自家雪堂西边，到时就有橘子吃了。
“思前想后，新派令是陛下的好意，只想把我从偏远的黄州调到环境更好的汝州，还是不要拒绝的好。”在家和苏夫人商量时，苏轼说出了自己这几天思考的想法。
最后决心服从命令，抛下了东坡的农庄。
（苏轼还是对皇帝有幻想，还是那个矛盾的苏轼。其实，他如果拒绝了调令，就此在黄州颐养天年，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这并不是苏轼的性格。）
多年的辛劳，他造的房屋，他开垦的农田，他种的菊花和茶树，都不可能带走，他不得不在别的地方另辟一个“农场”,更让他担心的是，他的文名与诗名会为他招致祸患。哪怕他官职微小，他的敌人依然对他丝毫不放松。
苏轼接受了调职，按规定上表给皇帝表示感谢。神宗看完苏轼的折子，发现他的文采比几年前更好。神宗不由得说：“苏东坡真是天才。”
可惜这时有人又想挑苏轼的毛病，他向皇帝奏道：“陛下，我认为苏轼仍在发牢骚。陛下请看，苏轼在这里用了‘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等字句。”
之后又提到他兄弟二人曾通过特别考试，意思是说他们凭策问通过考试，现在却为批评朝政而受罚，这不是在责怪皇上吗?”
这话说得用心险恶，好在皇帝还算清醒，他说：“我了解苏轼，他心里是没有坏意的。”
见陛下心意坚定，不受挑唆，那些人才没有继续说下去，但皇帝并未撤销五年前给苏轼定的罪名。所以哪怕到了汝州，苏轼的官职也仍然是一个“不得签书公事”的州团练副使。小小芝麻官，政治处境差，实际地位低。要说唯一的好处，那就是他能自由出入了。
这一年，苏轼已经四十八岁了。人生不觉间将近半百，这些年来，他西去东来，南迁北徙，当心中想沉下来静静过日子时，却又要连根拔起。心情复杂的他在临行前告别黄州父老时，写下了一首词：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
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满庭芳·归去来兮》)
启程后，苏轼趁着这难得的机会，去弟弟苏辙那里住了六七天。两兄弟长时不见，一见面，热泪盈眶，感慨万分。分别之后，苏轼先乘船去了九江，他要把家人接来。几番辗转之后，他于九月抵达金陵(今南京)。
带着家人到达金陵后，苏轼去看望了王安石。两人昔日针锋相对，此时都已经变得平和理性，何况王安石已是疾病缠身的老人，再也没有过去咄咄逼人的气势。但两人一谈到国事和新政时，意见仍不一致，吵归吵，可是谁也没有记恨谁。
看着这位昔日的政敌，苏轼内心不是没有触动。只是苏东坡已经不再是昔日的苏轼，他只是不喜王安石的偏执，却从不曾对王安石的人品产生过怀疑。人到晚年，那些曾经记恨过的，都变成了人生的烙印，回首时都是可以回顾的旧事旧人。王安石和苏轼都才学过人，同为佛教信仰者，两位昔日的政敌此时却能安心在一处谈诗论佛了。
（王安石比苏轼更能揣测圣意，官是第一位，文是附带的。苏轼跟他不是一路人，苏轼官没做到文之上，性格使然，还有他的出身及教育的大背景的原因。至于新政的对错，历史上也是褒贬不一，这里不做赘述。性格及道路不同的人是无法有共同语言的，所以王安石和苏轼一生不会成为好友。）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赴汝州就任。一路长途跋涉，旅途劳顿，期间幼儿不幸天折，汝州路途遥远，一路奔波已经狼狈不已，加上突遭丧子之痛，苏轼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获恩被准。
由南京到靖江的路上，风光秀丽，他一路计划着买地置田。他和家人商量：“皇上可以把我由黄州调离，也同样可以把我调离汝州去往别处，不如在常州购置田产，以安身立命。”
家人都表示赞同。毕竟苏轼这半辈子都在不断地奔波，他每到一处就费心给自己寻找晚年养老之地。
苏轼的好朋友滕元发在南岸湖州任太守，因为知道苏轼的心思，几经考量，他劝苏轼到常州区太湖左岸的宜兴住下。在宜兴买好田，然后向朝廷上表请求住在该地，理由很简单，就说农庄是其唯一的谋生本钱。
苏轼爽快一笑，“正如滕兄所言，我现在也只能靠种田种树养活一家数口了。其他的，再也不想了。走了那么远，还是只有田地最为实诚。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当时滕家有一处田庄，按产量来算的话，每年可产八百担米。
虽然位置偏僻了点，到城外二十里的深山里了，但苏轼和家人商量，“如果我们能买下这个田庄，那便再也不用担心日后的生计了。”
于是苏轼托朋友卖掉他父亲在京师留下的住宅，这样一来，他就可以筹钱用来买这处田庄了。（苏家出川时是风光无限的，苏洵算是完成了家族的进阶。苏轼后半生颠沛流离，官职一贬再贬，还到了这种靠种田为生的地步。想来是非常辛酸的。）
在去买田庄的路上，苏轼还说：“我这人其实最喜欢种树了，不仅会种，我还会自接果木，如果有机会我肯定会买一小园种个三百棵柑橘树，种成一个柑橘园。”
苏夫人笑道：“那你不成了柑橘居士了吗?”
住在张方平家时，苏轼还遇上了一件叫人感慨的事。张方平设宴款待他，席间他认出张方平儿子的侍妾就是前黄州太守的宠妾。她叫胜之，太守当初最宠爱她，她的吃用都是最好的。那位太守是苏东坡的好友，后来不幸亡故，所以胜之只好改嫁到张方平家。席间宾主尽欢，但苏轼想起往事却几度红了眼眶。
胜之也注意到了苏轼的异常，但她心思简单，礼貌向苏轼一笑，便转头和别人聊了。
苏轼一看，心里很不舒服。后来他和别人说：“能不纳妾便不纳妾，你看黄州太守的宠妾胜之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
朝云知道这件事之后，倒是说了一句：“也许有些话胜之也不会说出来吧。”
苏轼听完之后，默然不语。他口无遮拦的脾性依然是没有变，一见之下就把胜之归到了不念旧情那类人里。其实，按苏轼的心性来看，他的感怀是想起了故人，但在胜之眼里，一切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哪怕有再多的感怀，与人说，或不说，都是她的自由。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结论，也无须再论谁是谁非了。世间的事从来不是黑与白，太多时候都是灰与尘夹杂，落到最后，谁也理不清本来面目究竟如何了。
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宋神宗病了，而且病情发展迅速。三月一日他的母亲——英宗太后开始摄政，三月五日皂帝驾崩， 三月六日胡廷就降吕准苏轼暂住在常州。
英宗太后一直对苏轼另眼相看，青睐有加。
命运的齿轮瞬间逆转，一家人又搬回常州宜兴县。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四月三日，苏轼带着家人离开了南都。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宜兴县的新家。
苏轼非常喜欢这里，还因此赋诗一首。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剩觅蜀冈新井水，要携乡味过江东。道人劝饮鸡苏水，童子能前茴粟汤。暂借藤床与瓦枕，莫教辜负竹风凉。
此生也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
(《归宜兴留题竹西寺》)
这里山水有情，风物美妙，空气湿润而洁净，满眼翠色。苏轼带着家人们兴致勃勃地到处看地，看田园。一边看一边规划，这里可以种果树，那里可以挖成池塘，放上鸭子……可到宜兴才十天，定居的计划初具雏形，朝廷就让苏轼复官了。确切地说，是英宗太后准备启用苏轼了。
苏轼被任命为登州(今山东文登县)太守，这让他十分诧异。
“这些都是京师的传闻，怎能相信?怎么能相信那个谣言满天飞的地方，我原来写首词，小舟从此逝，谣言还说我跑了呢!”家人也不敢相信，苏夫人说：“最近的四月十七日官报也并未提及此事。”
苏轼心乱如麻，没想到几天后官方派人来到，证实了这一消息。
全家人欣喜若狂，但苏轼心里却毫无波动。“青云飞步不容攀”,他甚至在给米芾(字元章，宋代大书法家)的信中说：“某别登卦都，已达青社。哀病之余乃始入闹，忧畏而已。”
最终，苏轼还是接受了官职。
因为掌权的是太后了，这位雍容华贵的太后，正用清醒而理性的态度改变着局势，司马光被任命为门下侍郎，相当于副宰相。有趣的是，司马光上任时，太后还派武装卫士到他家直接“护送”他去公署，怕他接到圣旨不肯赴职或拖延时间。（司马光也是个有趣的人，他最出名的是砸缸，没想到官场上也是个特立独行的人。）
苏轼后来知道时，笑得不行：“没想到，还有比我更怕的。太后也真是神机妙算了。”
于是，苏轼六月动身，前往山东海岸的登州。一家人由胶州附近走海路、乘船绕过山东半岛，于当年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五天后又奉诏赶往京师。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十二月抵达京师。
纵观苏轼这一生，他经常得到太后的庇荫：原来的仁宗皇后曾在审讯中救了苏轼一命，如今的英宗皇后又提拔他做了大官，晚年若非神宗皇后摄政，苏轼很有可能被流放海外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苏东坡生活的宋代，他经历的四位皇太后都很贤明。
太后摄政之后，王安石变法时期推行的一切法令措施都暂停或废止。苏轼进京入朝后，还是那个朝堂，还是那个金銮殿。
他到京师八个月，官位升了三回。根据古制，官分九品。短短几个月，苏轼由七品官升到三品官，居翰林院，负责起草诏书，此时他四十九岁。
（文豪也算是苦尽甘来了，青年时身负报国之志，但始终得不到重用，如今年老了，却平步青云，是个离谱的命运。）
那一天，夕阳如醉，苏轼曾经满是老茧的双手现在也慢慢恢复柔软。如今他站在这里，代表的是十几年颠簸生涯的各色人事，还记得杭州的美景，还记得密州的黄楼，还有徐州……正因为知民情，懂民心，所以苏轼才会说出：“一切政策法令，前后应该互相衔接，这样才容易成功。做每件事情，只要一点一点地逐步进行，那么百姓就不会受到惊扰。”
因为苏轼深知，太后想恢复被王安石新政打乱的社会秩序，但是新政已经实施了十几年，百姓的生活已经发生了改变，此时一味强改，只会取得反效果。不久苏轼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兼侍读。他每次进宫侍读，当读到治乱兴衰、邪正得失的时候，都反复开导，希望皇帝有所领悟。哲宗皇帝年仅十岁，虽然不语，但还是肯定了苏轼的看法。
那些日子，哲宗小皇帝的眼里依然还有着懵懂，他细嫩的手抚过书页时，苏轼总忍不住想，“多年之后，这双手就将掌控天下了。”
他们曾经拜读祖宗《宝训》,涉及时事，苏轼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向小皇帝进行分析，说：“现在是赏罚不明，善与恶没有人勉励和阻止，如黄河的水势正向北方流，却要强迫它向东流；西夏入侵镇戎(今宁夏固原),屠杀和掳掠了几万人，瞒而不报，必出大事。”
苏轼任翰林，常闭门锁居禁宫中，在此期间他亲手起草了八百多条诏命，每一条都显露了他过人的才学。他逝世后，另一位学士接替了这个工作。一天，这位学士特意问了一个伺候过苏东坡的老仆人：“你看，我这写的诏书比东坡学士何如?”
老仆人抬了抬眼角，看了看这位文士写的诏书，来不及翻书作文。
苏轼的才华似乎带了一种原罪，相当轻易地就引起了别人嫉妒与毁灭的欲望。苏轼对政客小人的嫉妒十分厌恶，多次请求免去翰林官职。
有一天苏轼坐在堂中，太后召他入宫，小皇帝哲宗坐在祖母身边。苏轼起草完吕大防拜相的诏书，稍稍缓了缓因写字而僵硬的手腕，抬眼一看，太后正看着他。
太后说：“先帝每次读到你的文章，总是感慨地说：‘奇才!奇才!’连太监们都知道，如果先帝吃饭时半天没动筷子那一定是在看你的文章。他有心重用你，奈何还没有来得及就去世了。”
苏轼第一次听见这些，听完之后不由得悲从中来，失声痛哭。
往事件件涌上心头。想想自己新科及第，不想之后十几年却一直被贬谪。太后和哲宗皇帝也深有感触，这十几年来，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了。
随后，太后和哲宗给苏轼赐座赐茶，叙话之后苏轼离开时，太后命太监取下御前的金莲烛，照着路送他归院。
一步一步，金莲照路，却照不亮苏轼心里那片永远也填补不了的空缺。那些失去的，此生再也回不来了。史书上说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高太后以哲宗年幼为名，临朝听政，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被打压。苏轼复为朝奉郎知登州(蓬菜)。四个月后，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月后升中书舍人，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一时风光无限。
（这平步青云，虽迟但到，相比很多人，苏轼算是幸运的了。他的政治生涯非常曲折离奇，令人唏嘘。）
--时与猫璞读书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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