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系2022届毕业生 徐维焱
我是北京大学2018级博士研究生徐维焱，我的博士论文《历史转型中的方志文本——清代新疆地方志编纂研究》有幸入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优秀毕业论文，故而不揣鄙陋，讲述一些论文写作中的心得体会，以供刚入学的历史学博士研究生参考和批评。
01 论文的选题不必追逐风潮
2018年5月，我提交了硕士论文的最终定稿，题目是《〈蒙古游牧记〉史源研究》。《蒙古游牧记》是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穆的著作，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新疆的山川地理和蒙古部落。在顺利通过答辩后，我总是感到意犹未尽，一方面因为硕士论文中有不少问题的处理不够完善，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作者张穆并未亲身踏足新疆，《蒙古游牧记》中关于新疆的资料也多是转引自当时的官方与私家著作，赡博详实之余，总还是带有几分雾里看花的隔膜。因此，搜集和阅读第一手的新疆地方志，便成为了我进入博士阶段后的第一个小目标。
清代新疆方志仅有数十部传世，且大多以抄本流传，颇为稀见，幸而有吴丰培、沈云龙等学界前辈的整理刊印，大部分新疆方志可谓唾手可得。在阅读了多部方志之后，我感到新疆的方志与内地方志迥然不同，于是将其列为了博士论文的备选题目。当我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同侪的学友后，他们大多认为，在流行探讨族群、边疆、身份、性别等议题的当下，地方志的确是一个过于陈旧的领域。而我的导师朱玉麒教授则并没有立刻发表意见，他鼓励我先做一部方志试试水，能否从其中发现值得深入探讨的题目。果不其然，在阅读和整理了部分方志后，其中一些书名中带有“事宜”的文献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类文献在内地方志中极其罕见，却在新疆的现存方志中占据不小的比例，对这一现象及其原因的探寻，促使我写成了一篇小文——《新疆事宜类文献述论》，并用此文参加了博士资格的中期审查。初期的实践不仅令我的思考更加深入，同时也确认了博士论文选题的可操作性。数十部新疆事宜，每部约数万字，如此规模的原始资料既能够保证史料的丰富性，又不至于太过宽泛而流于表面。切身经历告诉我，选题一定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切忌一开始就许下宏愿，然后在实际操作中处处碰壁，最后完成一篇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学位论文。论文规划如此，学术生涯规划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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