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药神》火了，很多观众都是哭着从影院出来。为什么哭呢？我想一小部分是同情陆勇的遭际，一大部分是对白血病人艰难求存的悲悯。可是，哭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明天“太阳照常升起”，“白血病人”现状依然堪忧，我们必须要找到解决办法。
首先是第一个问题，陆勇式的悲剧应当如何避免？
陆勇真的有罪吗？法律癖会说按照某某刑法某某条款，犯了哪些罪，该判多少年，当然电影上也是这么演的；但除却这些，我想善良的人还是会由衷地希望陆勇无罪，因为如果没有他，那些白血病人可怎么活？或许我们应该回归本来，问一问法律存在的意义究竟是什么，不就是“惩恶扬善”四个字吗？陆勇恶么，一开始或许算，但归根结底是大大的善——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所以我要说的是，立法应当完善，司法应当公正。法律条文只是大部分时间应该的遵循，天下事本没那么多非黑即白，触碰真空地带或者到难以界定的时候，道德人心应当起作用，如果成天照搬照抄法典，法官岂不是人人可以当，要法官何用？所以说，法典可以解决的法典解决，法典解决不了的法官解决。解决的标准是什么？道德人心！当然，这里有个前提，就是法官必须司法公正，绝不能有“吃完原告吃被告”这种败类出现。当然，这就牵扯到了法官资格准入的问题，需要交给有关部门仔细推敲了。
如果真的能这样，我想陆勇、于洋这一类的案件判决就可以从容很多了。
然后是第二个问题，或许比第一个要尖锐许多，“白血病人”为什么生存艰难？
有人要说了，这不明摆着么，“药就是命”，药贵买不起呗。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钱能解决大部分问题，但是穷人也得活着。穷人为什么穷，我们这里不作讨论。药为什么贵呢，或许可以用一个词来解释——“垄断”。世界上的白血病人不少，而药只在我这里有，所以我想卖多少钱就卖多少钱。但是如果“陆勇”这样的人出现了，我卖三万七他卖五千，那显然都会去买他的。我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非经济手段，告他卖的是假药，他被抓，我继续卖三万七；另一个办法是经济手段，他是小本生意，我是金融大鳄，他卖五千，我卖两千，大家都会买我的，过不了几天，他就难以生存，市场上就剩我一家，我再卖三万七，你能拿我怎么地？
商人不是慈善家，追逐利益是本能，在这个问题上不必苛责他们。我觉得政府应当考量一下，绝不能让市场去解决一切问题，因为市场是掌握在资本家手里的，而资本家的所有动机都是“逐利”而非“利民”，该介入的一定要介入。药品并不是刚需，“白血病人”也是人群中的极少部分，你要换成粮食试试？那非乱不可。所以我想，这次还好是拍了“我不是药神”，观众可以感同身受；要是拍“我不是房神”会怎么样呢，让观众都来个切肤之痛？那大抵是无法过审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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