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汉文纪
宋 王禹偁
西汉十二帝,孝文最称贤。百金惜人力,露台草纤眠。
千里却骏骨,鸾旗影迁延。上林慎夫人,衣短无花钿。
细柳周将军,不拜容囊鞬。霸业固以盛,帝道或未全。
贾生多谪宦,邓通终铸钱。谩道膝前席,不如衣后穿。
使我千古下,览之一泫然。赖有佞幸传,贤哉司马迁。
汉文帝时期,有一次想修建一露台,他召集工匠技师搞预算得知建这样一座露台大概需要100万铜钱,文帝认为100万铜钱等于10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这样太浪费了,于是就放弃了修建露台的打算。
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第四子,先立为代王17年,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即帝位,在位23年。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生疾苦,能够居安思危,励精图治,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是汉初黄老无为而治政治的较好执行者。历史上把他和汉景帝统治比较清明的时期称为“文景之治”。
《史记·孝文本纪》及《汉书·文帝纪》记载他的事迹。这首诗以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较客观公正地评价了汉文帝的一生。
司马迁在谈《史记》的创作时,曾反复申言《史记》是效《春秋》而作。《春狄》寓褒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史记》效《春秋》就是要明事非,惩恶劝善为后王立法。历来史学家对他的“秉笔直书”都是肯定的,事实上作为一名封建时代的史学家,司马迁也确实表现了非凡的魄力。但是对于他直笔,人们往往只注意鞭笞和揭露方面,而对于褒扬圣君和贤相方面则往往失之于偏颇,认为是溢美之辞。其实这是不公允的。因为任何朝代、任何人都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一面,何况不同的时期,还有不同的准则和标准呢!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在《史记孝文本纪》中盛赞了汉文帝,并借景帝之口高度评价了他的一生：
“孝文皇帝临天下,通关梁,不异远方。除诽谤,去肉刑,赏赐长老,收恤孤独,以育群生。减嗜欲,不受献,不利其利也。罪人不帑,不诛无罪。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德厚侔天地,利泽施四海,靡不获福焉。”
在《孝文本纪》中,虽然没有提到汉文帝的缺点和过错,但是在其他列传中,像贾谊及邓通这样的臣子的不同境遇,也足以说明汉文帝绝非完人。这也充分证明司马迁“直笔”的两方面。
西汉十二帝,孝文最称贤”,开门见山,肯定了汉文帝在西汉二百一十年的历史中的突出地位,在此也起到了总领下文的作用百金”两句,以汉文帝拒绝修建露台一事,写他提倡勤俭、厉行节约的品格。据《史记·孝文本纪》载:“汉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有一次想修建一座露台,召集工匠技师计算,大概需要一百万铜钱,文帝认为一百万铜钱等于十户中等人家的全部财产,这样太浪费了,于是就放弃了修建露台的打算。
“千里而骏骨”句,本于《战国策·燕策一》的一个典故。燕昭王招贤,郭隗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古代的国君花费千金派人去访求千里马。他的内侍见到千里马时,马已经死了,于是花了五百金买回那死马的骨头。当时那个国君十分生气,内侍却不慌不忙地说:“死马且买之五百金,况生马乎?天下必以王为能市马,马今至矣。”后常用“市骏骨”、“买骏骨”等比喻求贤心切。用“骏骨”比喻杰出人才。如李白《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赠江夏韦大守良宰诗:“无人贵骏骨,绿耳空腾骧。”王禹偁这句,实写汉文帝不要良马作为车驾之用。与“鸾旗影迁延”一样,着重于写汉文帝励精图治躬俭仁爱。
“上林”两句,以他宠爱的慎夫人“衣短无花钿”进一步说明汉文帝严于律己、身体力行的贤主作风。“细柳”两句则从对待周亚夫的态度上更加体现了汉文帝以国家社稷为重、不拘小节的品格。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正因为汉文帝躬俭仁爱,关心民众疾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励精图治,所以他才得以成为一代贤主,才能有诗人的最高礼赞。
“霸业固以盛,帝道或未全”是一个过渡句,承前启后。“固”字肯定了文帝以上行为必然带来的结果,即霸业盛。“或”字用词准确而有分寸,既强调了汉文帝成就盛业的主流,又引出了他帝道未周全之处。接着诗人以贾谊和邓通两人为例,通过其不同遭遇的对比,论证了“帝道或未全”的观点。
“衣后穿”源于《史记·佞幸列传》。汉文帝做梦见到自己想上天,上不去,突然有一个撑船的黄头郎从后面推他一把,帮助他上了天。汉文帝回头一看,见那人“衣餐带后穿”。醒来后文帝到未央宫西边巷池中的渐台,终于见到了“其衣后穿”的那个人。他就是邓通。最后四句,抒发了诗人的感慨。这既是对汉文帝人格的感慨,也是对贾谊命运的感慨,同时也是诗人与太史公心灵共鸣的感慨。
王禹偶生活在宋太宗时期,当时任右拾遗,刚直耿介,敢于犯颜直谏。京城遇到旱灾,他多次上疏请求减少百官的俸禄,节省开支减轻刑罚,后来屡次被贬官。真宗即位以后,他又上书提出谨边防、减冗兵、并冗吏等建议,不久又因修《太祖实录》而为宰相所不满,出知黄州。所以说诗人写《读汉文纪》绝不是单纯的咏史,而是要以汉文帝事感染宋太宗,希望他能够像文帝那样。同时也寄寓了个人的身世之感,表达了诗人继承司马迁优良传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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