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各自的战略利益，世界强权纷纷加入。就像所有主权国家之间的博弈一样，这也是一场没有规则的游戏。它本身与阿富汗问题无关，其利益关系是全球性的。阿富汗不幸卷入其中，只是因为它正好位于混战的前沿而已。每一支外来势力都觉得自己是在干预一个国家，其实他们不过是加入了一场阿富汗人关于国家认同的内部斗争。”

阿富汗人有着自己的叙事方式

18世纪，被誉为阿富汗国父的艾哈迈德·沙阿，在其统治时期建立了一个西及伊朗东部，东到印度河畔的庞大帝国，其麾下的各民族在这个时期才逐渐开始形成一种民族精神，一种阿富汗意识，这片地区自此开始被称作“阿富汗”。在大国角力中，阿富汗人的叙事方式都遵循着同一条脉络，但是情节发展却数次被推翻重来。

一、普什图人和英雄祖先们

普什图人的社会由部落、氏族与大家庭组成的制度维系运转，家族为基础构成群体。每一个家族都会追溯某位英雄杰出人物作为自己的始祖，并且将其用于姓氏末尾来作为血脉凭证。这些被家族尊奉的英雄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界定各家族、部落之间关系的往来准则与依据。以英雄祖先及其之间的关系来为自己与世界的这个二元关系作论述唯一核心，自我存在的正当性与他者之间的关系基础，都建立于此之上。所以相互作为世仇的部落关系也很难有解。正如普什图一句古谚语所说：“我和我的兄弟联手对抗我的堂兄弟，我和我的堂兄弟联手对抗我的陌生人。当没有外人时，我对付我的兄弟。”

二、乡村共和国里的“国王”与权力

“院子里的一条好狗，比首都的好国王更有用。”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自给自足的乡村社会才是真正的阿富汗。阿富汗的乡村社会由宗教法律和传统习俗所掌控，现代世俗权力根本无法影响这里的秩序。国家有国王，部落有“国王”，家族有“国王”，每个大家庭中的男性也都自视为“国王”。在普什图的社会群体生活体系中，男尊女卑，长幼有序，富贵贫贱。世俗长老由“支尔格”选举出，支尔格作出的决议，所有成员都必须遵从不能再有异议。上至国家大支尔格会议同样也是如此，它是阿富汗唯一重要的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机构。族长的决定都必须经过支尔格讨论才能施行，“君臣”关系就是家人关系，这也是后期建立中央政权后腐败的来源。在世俗制度之上，伊斯兰宗法掌控着这里的意识形态。村庄里有基层神职人员毛拉；负责水资源分配问题的米拉布，作为执行宗教法律负责解决复杂事务的卡兹等宗教社会生活架构。每一个村落都可以通过自给自足来独立于国家政治框架之外的政治与经济的闭环运行个体。

在阿富汗人的观念中，最直接有效的权力来源于笼络人心，赢得尊重。任意一个有悖于传统规则的言行举止，都有会失去别人的尊敬。一个个家族组成部落，再由部落结成联盟，再到整个国家层面还有作为大家长的国王，因此对于阿富汗乡村地区而言，无论谁当国王，他们的日常生活也不会受太大影响。无数个部落、氏族、大家庭的分布式独立聚居，彼此又组成松散庞大的部落联盟，这就造成了普什图社会的分裂局面。

大国角力——工业革命后的海洋贸易与全球化扩张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

在阿富汗的乡村社会运行逻辑中，家长制、讲宗法，根据血缘关系聚居，又加上多山地结构，导致在国家层面上的统治成本极高，很难依靠税收同时建立一套官僚体制和一支国家军队，中央集权式的世俗政权丝毫不能掌控“真正的阿富汗”——乡村社会。阿富汗国父艾哈迈德·沙阿病逝后，他所建立的这个庞大中亚帝国立刻分崩离析，普什图族两大家族间血腥内战，其后虽被多斯特·穆罕默德统一，但是东至印度河西到白沙瓦及附近地区被锡克人领袖吉特·辛格占据，这一大片富饶的土地直接将阿富汗与阿拉伯海隔离开来。喀布尔与白沙瓦的争斗为沙俄与英国在中亚地区的扩张与对抗提供了抓手。

一、沙俄的地理困境与英国人保卫印度的决心

18世纪，正当阿富汗人按部就班的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在遥远的欧洲由英国率先开启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革新和规模化工业生产如一颗强劲的心脏，将工业品贸易与原材料采集的需求经海洋扩展至全球。欧洲的扩张尤其是拿破仑战争，深刻的刺激了沙皇俄国的野心。

沙俄虽然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它濒临的却是多数时间完全封冻无法航行的北冰洋。要想在海权时代全球称霸，沙俄只能向东经中亚地区南下夺取阿富汗，占据阿拉伯海上的优良海港，然后经印度洋扩向全球扩张。在日不落帝国看来，这头来自西伯利亚的北极熊向印度洋扩张的战略需求直接威胁到了“女王皇冠上的明珠”的安全。必须在富饶的印度殖民地与中亚地区之间建立一个战略缓冲地带。英俄两国的角力正符合了正因相互征伐而僵持不下的阿富汗各方势力为打破僵局借助外力的需要。外来干预势力认为扶植傀儡用金钱赎买忠诚就可以达成间接统治目的。但他们没有意识到阿富汗特殊的地理形态、宗法习俗、笼络人心、赢得尊重的重要性。所以外来势力在进入阿富汗后，仗着军事强权搅入到分纵错杂的势力斗争当中，频频遭受重大损失，在各地掀起祸端。

三、建立中央集权的努力会瓦解乡村封建社会生存根基的矛盾开始显现

在阿富汗争取独立自主的斗争过程中，阿富汗国王与城市精英阶层看到了建立世俗秩序和科学技术为国家带来的好处以及现代的力量。从希尔·阿里国王开始，阿富汗朝着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确立现代化制度付出了一系列的艰难努力。行政官僚管理体系和基本机构架构开始慢慢成型，到阿卜杜尔·拉赫曼国王统治时期，以首都喀布尔为中心的中央及其附属机构向全阿富汗铺开，坚实的改革气象由中央政府、城市精英阶层领导下显现。

卷入漩涡——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立

一、意识形态的选择：是选择赤化，还是加入自由世界？

自二战结束一直到冷战开启期间，阿富汗维持了相当平静的局面。基础建设与工商业发展不断取得进步，尤其是妇女解放与文化教育问题逐渐向现代世俗社会贴近。尽管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的革新并不完善，但这都为阿富汗朝现代化制度迈进创立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今后现代化城市与封建的乡村社会之间的矛盾埋下了隐患。

冷战时代的巴基斯坦是自由世界阵营在西亚遏制苏联的前沿。阿富汗与巴基斯坦相毗邻，共产主义扩张与自由世界围堵的矛与盾就聚焦在了这里。美苏两阵营为拉拢阿富汗，争相以基建援助与经济贸易的方式施以慷慨。美、苏各自的一揽子援助计划，简直是是一场热火朝天的竞赛。大国竞争不仅资助了阿富汗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还间接推动了随后的社会进步。

但美苏两国的竞争并不仅限于为阿富汗带来帮助。两大阵营悄无声息的在阿富汗国内扶持各自的势力代理，进行着残酷的政权更替。最终，苏联人于1979年12月决定在阿富汗复制苏军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成功，而这注定又是一场外来势力的失败。

二、转折——“乡村共和”的古老默契被打破

阿富汗因地理结构和聚居分布导致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的意愿实现起来非常艰难，但在数次抵抗外来侵略的运动中，这同样也给彼时的大英帝国和后来的苏联人造成了异常高昂的战争成本。数千个以血缘为联系纽带的村庄洒落在兴都库什山脉及接连延绵的丘陵山地中，有多少个村庄、部落，就有多少支游击抵抗武装，他们各自为战，谁都不愿接受谁的领导，侵略者无法将他们一一打败，没有人能统一起来代表阿富汗与他们谈判。唯一能结束麻烦的途径是要么撤军要么在这片充满了游击抵抗势力的山区死战到底。

在阿富汗古老的“乡村共和”社会中，有一个完整的宗法和习俗秩序。然而在苏联人于抵抗者的不断拉锯中，重组了阿富汗原有的乡村社会结构。生产资料甚至村庄都被苏军彻底摧毁，经济完全崩溃，世俗长老所倚仗的体系一溃到底，其权力被集中加成到神职人员身上。战争催生了一个新的经营威望阶层，战争技能成为了阿富汗人重新得以凝聚的方式，而不再是英雄祖先和血统血缘。

巴基斯坦的战略愿景与边境难民——20世纪90年以来阿富汗的混乱与暴力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教在中亚地区重新崛起，夹在敌对的阿富汗与印度之间的巴基斯坦看到了中亚重组的可能性。随着红色巨兽的轰然倒塌，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巴基斯坦只能寄希望于中亚来开启一个新的局面。重要的是，伊斯兰教同样为中亚和巴基斯坦提供了基本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凝聚力。巴基斯坦看到了与中亚融合到一起的愿景：建立与中亚的贸易联系，进而构建一个由伊斯兰堡指挥的松散的逊尼派穆斯林共荣圈。届时，它将在平等的条件下对抗印度与伊朗，此后巴基斯坦将成为该地区的第一强国，坐上伊斯兰世界的头把交椅。所以深入影响和控制阿富汗就成了摆在巴基斯坦面前的首要任务。

反苏战争以及圣战组织与当地军阀的攻伐杀戮，让几百万人流亡巴基斯坦，这些难民都被安置在巴阿边境线上，他们不被允许工作和逃离难民营地，由联合国提供一切生活必需品。难民营里大量未成年人的焦躁不安的情绪，在右翼伊斯兰党控制的巴基斯坦神职人员所建立的宗教学校中得以宣泄。仅在邻近边境的18个地区就有2000多所宗教学校，总招生人数接近22万人。而且其中有大约100所宗教学校在向学生传授作战技能！

一、塔利班和恐怖大亨

苏军入侵时，作为圣战者的奥马尔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斗，苏军撤离后，他进入宗教学校并成为一个毛拉。奥马尔激进的态度得到了宗教学校中的学生的认可，由此在观念一致且身份认同下，他有了一批追随者。在阿拉伯语中，学生被称为“塔利布”，一群学生就被成为“塔利班”。来自美国的资金与援助经巴基斯坦，使塔利班迅速扩张，彼时的塔利班在奥马尔的带领下在所占领城市严格实行沙里亚法，在塔利班看来，他们所代表的是最纯粹的伊斯兰，他们对阿富汗社会进行了最为严酷的统治。

在抗苏战争中，阿富汗成为了根植于伊斯兰土壤斗争哲学——伊斯兰主义的纽带，它吸引了阿拉伯世界无数激进分子来到这里，然后又以坚定的革命者身份离开，暴力倾向已深入骨髓。本·拉登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开始了他恐怖大亨的自我毁灭之路。

二、波恩计划和盘踞在巴阿边界的恐怖暗流

    2002年波恩计划和东京会议为阿富汗带来了所有人都期盼已久的阿富汗版“马歇尔计划”。然而愿望很美好，现实仍旧很严酷。来自全球的跨国企业在阿富汗建设期间遇到问题，还是得寻求当地部族长老的帮助。急不可待的想要重返家园的600多万难民即将面对的是千疮百孔的原聚居地，和已经遭到彻底摧毁的水利设施，埋得到处都是的地雷，极度匮乏的生产工具和资料。农民无法从农作物中获得收入，那他就只能转向种植鸦片，长此以往必将带来又一轮的破坏趋势。由于阿富汗政府中的腐败，大多数重建资金完全绕开政府被直接投入到重建项目中，这完全无助于阿富汗政府建立威信，使得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努力艰难而又缓慢。

被数次打断的世俗化叙事努力

从艾哈迈德·沙阿确立阿富汗民族意识，到希尔·阿里对奠定中央集权制政府的初次尝试被英国与俄罗斯的角力打断；阿卜杜尔·拉赫曼以阿富汗主要城市为基础进一步向现代化世俗政权体制靠拢的努力，被第二次英阿战争阻断；激进的阿曼努拉和“秩序之书”激怒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掌控下的乡村社会，英俄两国角力又一次打断了阿富汗人自己的叙事。人民民主党与旗帜派的政治斗争被冷战时期美苏两国角力搅乱。每一次世俗政权与乡村共和国的斗争都会有外来势力的参与，但是他们始终无法统治阿富汗。在内部矛盾与大国角力的内外作用下，阿富汗分裂成了两个文化世界。从财政逻辑的维度上看，城市精英阶层面对的是相较而言商业贸易发达的陌生人社会，在这里他们必须遵循一套国际商业规则；在已经具备了民族意识的乡村社会的眼里，他们只有家没有国。熟人社会里宗法和传统完全掌控这里的一切，自给自足甚至到了不需要货币的程度，伦常代替了交易。要想建立中央集权制政府，统治成本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虽然在历次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阿富汗人一致对外，但战争并未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在斗阵的过程中，国王和执政党以及城市精英阶层是西方以及苏联的代言人，而圣战武装和军阀的背后是保守的传统乡村势力。美国政府总是在不遗余力的推行美式价值观以及军事力量干预。这在推进阿富汗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刺激着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保守社会。阿富汗在向世俗化叙事努力的过程中，妇女问题数次被推至两派势力矛盾的前沿。如果再作进一步抽象概括，这其实是现代化世俗路径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之间的“战争”。就好比是一场拔河比赛，一头是城市精英，另一头是乡村守旧势力，双方都竭尽全力想把这个国家拉上自己所设想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