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收录了鲁迅写给“旭生先生”的两封信以及“旭生先生”的两封回信。旭生，即徐炳昶，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猛进》周刊主编。徐炳昶寄给鲁迅《猛进》第一期的刊物，鲁迅表达谢意并就其中一篇文章，发表了一些自己的感想。
鲁迅的第一封信依旧是针对传统思想而发，仍然在倡导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的新文化运动。“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
他希望《猛进》也能像几年前的《新青年》那样，解放思想、启迪民智，推动“思想革命”。
徐炳昶的回信则在肯定鲁迅的观点的同时，希望一是集合《语丝》、《现代评论》、《猛进》等几个刊物的力量，出一本专讲文学思想的月刊；二是创办一种面向民众和小学生的日报。
徐炳昶有些理想化了。以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为代表的语丝派，和以胡适、陈西滢、徐志摩为代表的现代评论派，原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到1925年八九月份女师大风潮期间，更是论战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又怎么会有坐到一起合作的理由？不打起来都不错了。鲁迅的第二封信对此建议委婉地拒绝了。“况且撰人一多，则因为希图保持内容的较为一致起见，即不免有互相牵就之处，很容易变为和平中正，吞吞吐吐的东西，而无聊之状于是乎可掬。现在的各种小周刊，虽然量少力微，却是小集团或单身的短兵战，在黑暗中，时见匕首的闪光，使同类者知道也还有谁还在袭击古老坚固的堡垒，较之看见浩大而灰色的军容，或者反可以会心一笑。”
关于徐炳昶的第二个建议，鲁迅也并不乐观。鲁迅一直认为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青年人身上，他愿意帮助、教导青年人，却不认为能够改变当时占大多数的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民众要看皇帝何在，太妃安否，而《第一小报》却向他们去讲“常识”，岂非悖谬。”这虽然有些让人失望，却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实。鲁迅幼年即家道中落，他是经历过世事艰难的，对社会现实尤其是底层的社会现实有深刻的了解。他在这里提到一个说法，颇有点意思，他认为要想办一份通俗小报在普通民众当中宣讲科学、民主的精神，需要有“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和佛家所说的“菩萨心肠，霹雳手段”，有异曲同工之妙。
鲁迅倒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方向，即向在校青年提供一种浅显、有趣的通俗科学杂志，可是这也不易做。不懂科学的做不好，大科学家不屑做。
前者，徐炳昶在回信中说，国人惰性的表现，一是听天任命，二是中庸。鲁迅则进一步揭露，这其实并不是惰性，而是卑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
鲁迅能够称其为大师不是没有道理的，他看事情往往透彻而深邃，能看到人的骨子里去。即以上面这一段话而论，他的目光就比徐炳昶要深刻得多。
年轻的时候，单位里有一位小领导，管理作风飞扬跋扈，做事风风火火，尤其喜欢在新人面前指手画脚。某一日，他得罪了大领导，官职被一撸到底，于是遇到年轻人也开始和颜悦色，整日在宿舍铺开报纸写毛笔字，作韬光养晦状。后来，他被起复，调到其他单位继续做小领导，官衔还升了半级，走的时候就又是一幅红光满面、踌躇满志的模样了。不知怎地，看到鲁迅的这段话，我就想起了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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