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器对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王朝来说历来是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尤其是北方游牧民族大部分时候缺乏铁器来源，而铁器又是制造军器以及其他生活用品的必备物资，需求量比较大，所以历来都为北方游牧民族所珍视，形成了“俗贵铁”的社会风气。那么游牧民族打造军器的铁器是从哪边来的呢？以明代蒙古为例，有如下途径：
蒙古各部与明代边境官吏、民众勾结，展开围绕铁器的边境走私，这是明代蒙古获得铁器的第一大来源
话说朱元璋推翻元廷之后，蒙古贵族带着部分人众被迫又回到了蒙古草原，失去了对辽东和中原、江南的统治后，对蒙古人带来难以想象的物资短缺困境，其中尤其是铁器匮乏极其严重。本来就已经失去了汉地这个铁器来源地，再加上明朝统治者深知铁器对游牧民族的重要性，所以在边境进行了严厉的铁禁，对铁器和铁制兵器进行了严格的管制，使退入草原的蒙古族铁器匮乏的情况雪上加霜，明朝的“铁禁”政策在洪武、永乐、洪熙、宣德这四朝执行力度是相当不错的，严格的铁禁确实严重削弱了蒙古族军事对抗的能力。
但是，所谓“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在宣德之后，由于政治腐化等问题，边境的铁器走私开始逐渐猖獗，参与者上有达官显贵，下有普通商民，这样为数不少的铁器就落入蒙古人手中，就比如说明英宗麾下的头号宦官王振就仗着宠幸指使镇守太监郭敬疯狂将箭镞走私给瓦剌，来换取瓦剌的良马。《明史》记载：“先是，郭敬镇大同，岁造箭镞数十瓮，以振命遗瓦剌，瓦剌辄报以良马。”
中央烂成这样，地方更是上行下效。就在正统八年（1443年）十二月，史料显示有部分大同、宣府民人与瓦剌使团做走私贸易，“今岁瓦剌使臣行李内多有盔甲、刀箭及诸违禁铁器，皆大同、宣府贪利之徒私与贸易者”。
而弘治、正德年间的重臣马文升表示，“各边无知军民及军职子弟，甚至守备官员，往往亦令家人将铁锅、食茶、段疋、铜器等货，买求守把关隘之人，公然私出外境，进入番族，易换彼处所产马匹等物。以致番人将所得铁锅、段疋置造军器、战襖等项，遂萌侵犯之心”。而嘉靖初的山西参议韩邦奇则指出蒙古人“向也无甲胄，今则明盔明甲”，是因为“有中国之人遗易之以铁器”。
俺答
嘉靖三十年（1551年），明廷迫于右翼蒙古领主俺答汗的压力，遂重开马市，大量铁器更是被走私出境，被打造成兵器之后加强了右翼蒙古的军备水平。《明经世文编》说：“谓嘉靖三十年间，开立马市，行仅年余，强虏肆侮于市，彼时莫敢谁何。中间无知小人，贪图厚利，暗将熟铁器物里藏货售，以致二十年来，套虏转弱为强，所向靡前。”
自宣德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有大规模走私存在的，边境军士和民人为了巨额利润长期参与走私是不争的事实，所谓“边方夙弊不可胜言。其甚者墩军多与零贼交易，以斧得裘，铁得羊肘，钿耳坠得马尾，火石得羔皮，近则敛戢”。
历次入边抢劫，蒙古部非常注重对铁器的搜刮
既然铁器是蒙古人紧缺的战略物资，蒙古入边抢劫后，对中原的铁器更是搜刮无遗，达到了“寸铁不遗”的程度，用来打造盔甲、刀具、箭头和各种挖掘工具（拆边墙用的），在边方经略多年的明朝刑部尚书萧大亨指出，除了互市走私，抢劫已经成了蒙古人铁器的又一大来源。“说者谓虏无铁，有铁皆自互市中所阑出者，不知未市之先，岁所掳掠者不知其几”。
自己开采铁矿
据《秦边纪略》载，在鄂尔多斯部所在地河套是有铁矿的，以年代推算估计开采时间是在明末那会，所谓“铁出麦垛山，夷常取用”，不过即便是真的那会有铁矿，开采量也很小，蒙古人得到铁器的途径还是来自走私和抢劫。
以上三种就是北方游牧证券铁器的来源途径，尤以走私和抢劫为大宗。当然，想把铁器变成兵器，冶炼过程是必不可少的，蒙古各部下面倒是真有一批能工巧匠给他们干活，这帮人名为“打儿汉”，“有各色匠役手艺精，能造作奇异器具，升为此名”。
俺答
像一些聪明的领袖，比如俺答那种，还非常注重人才引进，引进汉族工匠为其发言兵器。就比如汉族工匠贺彦英擅长制作弓矢，“英出鹿角以为胶，治弓数十张”，俺答大喜。而且制造业分工还很明确，“弓有弓人，函有函人，弓人、函人皆我中行说为之也”。所造之刀“刀之制与我无异，然惟尚犀利，不尚光明也”，铠甲“制极精坚”，而弓“有经十余年不坏者”。
长期靠走私和抢劫获得铁器，再加上有一支不错的冶炼团队，俺答居然还拉起了一支质量不差的重骑兵部队，“其精兵戴铁浮图，马具铠，刀矢铦利，望之若冰雪”。如庚戌之变，在北京城下，俺答的骑兵“铁马金戈，明光耀目”。
所以，蒙古人制造兵器的铁来源主要来自走私和抢劫，经过工匠精心加工之后，变成了各种精良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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