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的谱系与历史书写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对谱系学的重新解读来批判刘海龙老师的传播学术史依然是某种传统的学科叙事，主张通过对不连续性的发生过程与背景的解释将其纳入更深层次的阐释中，而不是呈现一个水平的混杂景观（这恰恰是批判的元叙事导致的结果），通过对科学——社会科学——传播学谱系的简单分析澄清了传统主张所存在的一些问题，阐明了某种实用主义纲领，提出了可以基于研究方法发展与学科互动的传播学的历史书写视角

一、谱系学与历史书写

    如果给这本书加一个副标题的话，应该是“从知识社会的视角考察”，而作者的这样一个知识社会学方法是承袭福柯的谱系学，所以在这里先从谱系学方法入手。

  在知识考古学的引言中福柯就谈到谱系学的基本理念：“每一个层次都有自己对书写方式的考查弱化，每一层次都蕴含自己特有的分割，人们越是接近最深的层次，断裂也就随之越来越大。”

  考察主流叙事的边缘、缺失、断裂与灰色地带是谱系学的方向，通过对作为知识的历史的书写方式与传播方式的考察来揭示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从而使被灰色地带被重新书写，而且在文中作者强调自己对传播学史的这种重新书写，并非是对权威传播史的简单否定，而是以迂回的方式（重访灰色地带）更彻底地否定单维度的主流叙事，但实际上作者是在一个神话取代另一个神话（一个学科独立性的虚构神话），使传播学的历史蒙上了灰色的阴影。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今后，问题的所在是建立序列：确定每一序列的各自的成分，规定它的界线，揭示它特有的关系类型，并且更多的是描述不同序列之间的关系，以便建立序列的序列或是某些范围”，对知识的“考古”并不是仅仅为了揭示不连续性及其成因，我们应看到连续性与不连续性的共同基础在哪里，当研究某种知识史时要考虑这种不连续性的发生过程，以避免将其成因简单化，如对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进行分析时我们应当不只将分析的视角局限于其辩护的意识形态中，还要关注理论的内在逻辑、研究条件、话语的实在性间种种互动。

  作者学术叙事不仅仅是一种矫正过往，其历史书写根植于更深的权力诉求与理论纲领的对立中，如对经典范围的选择与阐释就局限于本学科的历史叙事中，实际上还是一个传统的学科史叙事，而且采取某种批判的立场是不足以支撑其学科的合法性。

  这样的历史书写既看不清传播学的过去，也看不清传播学的未来。

二、传播学的认识型与谱系

  便是福柯在词与物之中所提及的认识型，也就是学科间的各种关系，其涉及到学科的认识论空间与话语实在性。

  而传播学作为诸社会科学学科中一支，尤其是作为一个晚近的、边缘性的学科，其发展深深根植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其的方法与纲领层面，而纵览全书少有对传播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关系的论述，作为对传播学理论史的研究著作却几乎没有谈到研究方法的一般发展，这样的历史书写便落入了理论范式（学派与主义）间对立的俗套。

  而作者所倾向的所谓批判理论范式本身就有着用立场取代一切的倾向，在此无论是实证分析还是解释性的方法论发展，本书都少有提及。

  如质化研究中的扎根理论与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实际上涉及到一系列议题，如中立的观察是如何的不可能？对象域的性质对研究有着什么影响，如何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域的特殊性质、各类具体的限制性条件来选择不同的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与扩展个案法都涉及到人类学的参与性方法，为什么要用一种参与性方法？参与性方法指向一种方法论上的情景主义，如布洛维在《公共社会学》中所言的“相反，我提出了一个科学的代替性模式，亦即反思性模式，将情景看作是起点而不是终点”，在情景的视角下重新反思社会科学研究中访谈的各类变量（如访谈者、访谈的外部情景、提问的顺序等等）与研究的代表性。

  而传统的实证主义纲领强调研究的客观性，研究者与观察者之间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与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类比相关，社会科学的实证主义纲领在近代可以追溯到孔德，他以实证科学为人类认识的最高阶段，并通过生物学类比将社会学理解为科学中最为复杂的，确立了所谓社会科学客观性的传统。

  而这样同以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为典范的客观性纲领往往基于两个假设：一、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性的，二、社会科学能够像自然科学一样能通过实证方法的实现对社会事务的客观性研究。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假设，迪昂曾提出过关于物理学判决性实验的不可能的主张，因为理论并非是孤立的，这样的主张后来发展为观察的理论渗透这一理论，其中就包括奎因的经验整体论，这就对实证主义的实证的客观性产生了冲击，更为系统的批判是南希在其著作《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中对物理定律是事实性的观念的批判，通过其对物理学定律与原因合成解释间的关系阐释否定了物理学基础定律的客观性，这种否定的不只是对还原论式的定律的普遍性的否定，而是对解释与对象之间关系的一次重新界定，对真理的追求由描述与符合的进路变成了工程学方法的模拟进路。

  而第二个假设涉及到社会科学的特殊性质，如人们常常谈到的社会研究中难以同质化的主观体验以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易变性，这里可以引入科学哲学中的倾向性质论来加以理解，这是一种实在论立场，通过对“what is actual”与“what is real”的区分在否定定律的普遍客观性的同时又为定律提供了实在论层面的支持而避免落入了相对主义的立场，而从倾向实在论来看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倾向性在一般条件下倾向性质的一致性程度更低，或者说存在着更多的、更不一致观察性条件，这也导致多种多样地考察社会学研究的视角——跨文化、人口学、生态学等等，操作主义在此更难找到所适用的情景，也就是说从工程学的模拟进路来看其进行研究结果更难证明其有时空上的普适性。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社会科学实证方法在发展，特别是统计学方法的发展，在孔德那里作为实证科学的社会科学是拒斥统计学的，但现在统计方法成为了“实证方法”的支柱，而现在的统计方法已经在一些领域内取得了一些进展，如利用贝叶斯多重填补法来处理缺失数据中的潜在变量，用多层次模型来处理结构变量，以及Paul在其“Mathematical Modeling in the Social Science”这篇文章中所提到到的Data—based Modeling与agent—based Modeling，前者采取自下而上的方法，利用“随机”样本而非实验情景自下而上地构建模型，并通过对结构系数间关系的分析从相关性中找到因果性，后者能在计算的每一时间步骤上反复的计算该系统的状态，并能适应这种动态的变化，以适应性为基础来模拟社会系统，并否定了所流行的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

  当然这些方法上的进展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纲领的实现，其是一种工程学的方法，也难以跨越量化研究的一些固有局限，而这些恰恰是与实证主义的纲领是相违背的。

  无论实证主义还是所谓的常人方法论、诠释经验主义都不过是一种主义，其都将某些研究方法作为某些研究的充分性方法，而很多情形下其所主张的方法并不充分，而对这些方法的灵活运用是当前后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其研究的成功都依赖于迪昂所言的良好判断力，而一个拥有真正良好判断力的学者，应当对其研究对象性质与研究的各种各种限制条件有着充分的认识，从而灵活地运用各类研究方法。

  但需要认识到的是后实证主义的这种超越是表面的，或者说仅仅反对了一些空泛的主张，没有自己特有的方法，只是宣称了某种统一的可能性而已，与其说是一种后实证主义，不如说是一种实用主义，知识的巴别塔仍待建立。

三、结语

  传播学有着比这本书所言的更深远的实践传统与学术传统，当我们书写传播学的历史时我们应当记起施拉姆的著名隐喻——作为十字路口的传播学，一个学科的合法性也许会因其的交叉性与边缘性而弱化，但巴别塔只能建在十字路口上。

（ps：因为本文为读书会的参考讲稿，作为这次读书会发散的纲领，所以很多问题并未在文中详细叙述，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在评论中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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