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军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年8月第1版
来源：微商购买的电子书
吴军写过《数学之美》《浪潮之巅》《文明之光》《大学之路》四本书，都被圈子里的朋友反复推荐了无数次，前几天翻到潘晓良在《2015年我最喜欢的九本书》中有推荐到，便读了起来。《大学之路》是这些书中最新的一本也是我读的第一本，写的非常认真和富有诚意，感觉在合适的时候，前面的几本也有必要读起来，关注吴军的微博很久了，感觉要路转粉的节奏。
《大学之路》围绕英国、美国顶尖的私立大学的理念和走访而展开，以其亲身经历外加大量的人脉调研，以独特的视角（和女儿一同旅行拜访以期寻找到合适就读的大学）去了解这些世界顶级大学的发展，让读者有幸窥探到了这些欧美名校的本质，了解到世界顶级的高等教育。
书中主要介绍了两类大学和14所大学：
A. 纽曼式：以学生为主的通才教育
B. 洪堡体系：以专业人才为主的专业人才教育
剑桥大学：培养科学家精英
牛津大学：政治家的摇篮
普林斯顿大学：原理城市喧嚣，最好的培养预科生的大学
耶鲁大学：培养未来的政治领袖
宾夕法尼亚大学：最知名的沃顿商学院为华尔街而打造
哥伦比亚大学：纽约的自由大学
哈佛大学：全世界大学的参照标杆
麻省理工学院：可以得到全世界最好的理工素养学习
加州理工学院：培养理工科学教的顶级大学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作者的母校，顶尖的医科
斯坦福大学：硅谷的摇篮，教授可以开公司的大学
卫斯理学院：只做教学，不做科研的文理学院
杜克大学：很重视体育的私立大学
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美国中西部的奇迹大学
大学是人类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产物，培养出了世界上绝大部分最优秀的人才，孕育了无尽的思想，让人类从体力统治的莽荒时代走向了智力统治的现代，以及未来的自由商业社会，以及再后面未知的世界。在当今的世界，因为互联网的产品，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也在被逐渐的解构，所以才有了斯坦福大学这样的新发展模式，在未来的世界，知识的传播将变的更加通畅，知识的产生也将从大学逐渐走向更多元的世界，正像吴军的母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校训所言：“知识使人自由”。
英国、美国的私立大学能走到最前面，是有理论依据的：包括英美的宪政制度、政治体系和自由市场、英语的人口基数等等，这些条件所进一步孕育出的创新精神让大学以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都得到了持续发展的基础，作者认为中国的科研在未来10-20年会有高速发展（因为国家的大量投入到这些机构有充足的经费），但是中国的快速是变革性的而不是渐进式的，所关联的其他大量因素实质上都还没有到位，所以我并不持有这样的浪漫主义观点。
梅贻琦先生的几段话摘录下来：
“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项目负责人”是斯程的第一要素，负责人可大可小，大则带领数十上百人的团队，小则一人成项目，是未来斯程发展的绝对中坚力量。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好的公司未必（不仅要）有最好的办公楼，但是一定会有一群优秀的事业家。
“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此则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之第二端也。”——公司是水，员工是鱼，老板是带头的鱼，公司的发展也需要类似这样的“从游论”以突破企业观念的束缚。
最后反思自己受到的教育，完全让我对学习失去了兴趣，离开大学的时候想着：“以后再也不用考试了”。好在毕业后从事的技术工作可以一直和墙外的世界保持联系，在开放技术的运用中一直被迫进行知识的补充，终于等到了互联网时代的知识大爆发，沐浴到了几缕阳光，孕育了兴趣，开始狂补人生的各种课程，实乃庆幸。
摘录：
对于美国这些名校，如果不理解它们的精神，不仅难被录取，即使进了大学，也未必能学到他们的精髓。吴军通过研究发现，从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亚裔学生占了哈佛本科生人数的15%-22%左右，但是这些年来从哈佛走出去的有影响力的校友中，亚裔的比例远远达不到15%。这说明，光有一块哈佛的金字招牌是远远不够的，成功是长期努力的结果。很多成功人士因为各种原因，就读的大学未必很好，但是他们经过长期努力，远远地超越了那些所谓的名校毕业生。为了进哈佛而进哈佛和因为对知识的渴望而进哈佛是两回事，前者的人生高峰在离开哈佛的一瞬间就结束了，而后者的人生在离开哈佛时才刚刚开始。
英国教育家牛津主教约翰·纽曼（John Newman）在一次讲演中讲到，“如果让我必须在那种由老师管着、选够学分就能毕业的大学和那种没有教授、考试，让年轻人在一起共同生活、互相学习三地年的大学中选择一种，我将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为什么呢？我是这样想的：当许多聪明、求知欲强、富有同情心而又目光敏锐的年轻人聚到一起，即使没有人教，他们也能互相学习。他们互相交流，了解到新的思想和看法，看到新鲜事物并且学会独到的行为判断力。”纽曼的这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上大学的真正意义所在。
亚裔家长无形中给了孩子太多的压力。1998年，著名花样滑冰选手关颖珊和美国另一名新秀，高一学生李宾斯基（Tera Lipinski，当时只有15岁）争夺奥运会女子单人滑冠军。在决赛中，经验丰富的关颖珊因为紧张而造成失误，最后屈居亚军，而李宾斯基在毫无压力的情况下正常发挥，获得了冠军。赛后，两人在接受采访时所讲的话其实折射出两种教育的差异。李宾斯基讲，我当时就想着转呀转呀，结果完全发挥了水平。而关颖珊讲，我想到我的父母，我的奶奶……为了报答他们，我要好好发挥。正是因为来自上一辈太重的压力以及对冠军过度的渴望，使得关颖珊在那次奥运会上错过了她一生中最有可能获得奥运冠军的机会。
看过马拉松比赛的人都知道，在起跑的那一瞬间道路是很拥挤的，但是当1/4赛程过去之后，选手们彼此的距离就拉开了，在起跑时占得的那一点便宜到这时早就荡然无存了。很多中国的家长都在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想方设法让孩子在起跑线上尽可能地抢位子。但其实，成功的道路并不像想象得那么拥挤，在人生的马拉松长路上，绝大部分人跑不到一半就主动退下来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发愁怎样找一个同伴陪自己一同跑下去。因此！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笑到最后的人是一辈子接受教育的人。
每当别人问起我父母培养我和弟弟的经验时，他们给出的答案其实让求教者们颇为失望，因为那些都是所有中国父母都知道，而且已经做了的事情，比如“要教育孩子读书的重要性”，等等，并不是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秘诀。我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算是成功的，但是他们自己却一直没有意识到他们教育子女的真正秘诀。我和弟弟很多年后回过头来看，才明白秘诀其实在父母自己身上。我的父亲没有机会上一个全日制正式的大学，不过他学习了一辈子。他利用在大学工作之便，去补习了一门又一门大学课程，做科研也非常努力，得了很多国家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最后居然能在一个极为看重文凭的大学里被提升为教授级研究员，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晚上从不参加应酬，甚至不看什么电视剧，总是非常有规律地学习我的母亲现在快80岁了，依然每天坚持学习。父母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对我们兄弟的教育上最成功之处，是以他们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让我们渐渐养成了终身学习的习惯。
公元前4世纪时崛起的马其顿（位于希腊北方）占领了埃及，并且在亚历山大建立了亚历山大图书馆，这不仅仅是一个藏书之所而且是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与雅典学院所不同的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里，不仅有了学术大师，而且有了便于学习和研究的良好的硬件条件，同时有了充足的经费，在我看来这是一流大学必备的三个关键要素。在这里，欧几里得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科学巨著《几何原本》，托勒密完成了影响深远的《地理学》，著名科学家阿基米德也在这里学习过。从此，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亚历山大都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学术中心。
1158年（也有人认为是11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 ( Frederick Barbarossa , 1122-1190 ) 签署了被称为学术特权（英语：Privilegium Scholasticum ；拉丁语：Authentica habita）的法律文件。这个法律文件后来也被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 1100-1181）认可。在这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有这样四项内容。
1. 大学人员有类似于神职人员才有的自由和豁免权。
2. 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
3. 大学人员有免于因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受报复的权利。
4. 大学人员有权要求由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的权利。
目前，世界上仅有两所大学基本做到了各学科完全平衡发展，专长教育和通才教育兼顾得近乎完美，同时在科研上全面开花，它们就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这两所大学是靠巨额的慈善捐款和巨大的学术声誉来维持的。事实上，即使是德国的大学，由于资金问题（它们获得的捐赠很少）已经不再有19世纪末大师辈出的景象了。每当德国人为柏林洪堡大学出了29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自豪时，其实他们常常都在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师都是20世纪上半叶培养的。如今，德国的大学都比较偏科，力图把几个专业办好，因为它们的财力只能做到如此而过去一向以通才教育见长的牛津和剑桥，也因为经费的原因，远不能像哈佛、斯坦福或者伯克利那样开设大量课程供学生选择，因此不少学生也开始出现偏科现象。
美国的大学都把招收硕士生作为挣钱的手段。美国像样一点的大学（除了收高学费变相卖文凭的大学之外）：本科教育都是要赔钱的，因为学费在减免后根本收不上来多少钱而博士生因为一部分时间要给学校和教授工作，大部分人也是要由学校或者教授付学费甚至是生活费的，这相当于学校在出钱让他们读书做研究，以换取科研成果。只有硕士是实实在在向学校支付高昂学费的。因此，各个大学对硕士申请者的态度是，只要你达到录取的基本要求，就一定录取，而对大部分专业的博士申请者来讲，则是要看科研经费能养得起多少人，因此大部分时候是合格的人数太多，而招收的人数少，因此博士录取的难度就比较大了。
我履行了半年的班长职责，就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辞去了这个职务。有一段时间，我得了一种顽疾，虽不致影响我的健康，我的生活却大受其苦，我每天都得去医院看病做治疗。这是我人生第一次遇到重大挫折，原本无忧无虑、自认为将来无所不能的我变得忧心忡忡，甚至对生活失去了信心。很多课都必须请假，功课自然就落下了，读书之外的事情更是无暇顾及。因此，有一个学期我的成绩就不是很好。在此期间，并没有什么人真正关心过我，即使我的父母也无能为力。而真正让我走出阴影并且从此内心变得强大的，反而是两个19世纪的德国人——贝多芬和尼采。贝多芬的音乐给了我力量，而尼采的超人思想尽管未必正确则让我体会到人需要超越世俗的自己，甚至要超越生命。半年过后，我成熟了很多，从此我很少为生活上的琐事烦恼，而且能够静下心来持之以恒地做好一件事。
清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关于人生三大境界的说法：
第一境界：晏殊《蝶恋花》：“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讲的是人生有时需要的是一种求孤独，求寂寞的心境。
第二境界：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讲的是人生有时需要执著，永不放弃的精神。
第三境界：辛弃疾《青玉案》：“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讲的是人生有时需要一种顿悟，猛然省悟的机缘。
Chair这个词本身是椅子的意思，可以引申为坐在椅子上的人，比如我们说的主席。系主任原本叫作Chairman，不管谁担任都这么叫，因为早期很少有女性担任系主任。后来女性担任系主任多了，有时觉得叫人家“椅子上的男人”（Chairman）不够尊重，就把女性系主任称为Chairwoman可是这样一来女权主义者就不干了，说为什么要强调某个主任是女性，于是一度又出现过Chairperson一词。但是一来这样叫很别扭，二来女权主义者还是不干，说对于男性系主任，大家还是习惯叫Chairman，而一旦说Chairperson，八成是指女性系主任，还是强调了性别，因此，最后干脆采用Chair专指系主任。
在美国的大学里，成立一个跨系的实验室远比中国国内容易。因为在美国，两个来自不同的系进行科研合作的教授，将同一份成果拿回到各自的系里，可以分别请功一次，将来提升时这份成果一共被认可了两次。而在中国的，合作的一方将科研成果拿回自己单位时会被认为减少了一半，因此跨系合作比较难，这导致合作精神较差。举个例子，上海交通大学在做世界大学排名时，对于重要论文一项的得分是这样计算的：第一作者所在的学校给最大百分比的分数，第二作者所在的学校得到第二大的百分比，以此类推，所有的权重加起来是1在这里我不想评论这种计算方式是否合理，但是我想说的是这反映出大学对于合作的态度—它觉得几方合作得来的成功应该是大家分，多一个人分的话，自己的成绩就少一分，这样来，我们就不奇怪为什么国内很多系和研究所在重复研究同一个课题。比如我在清华时，研究语音识别、手写体识别、多媒体的有好儿个课题组，相互之间不仅不合作、不交流，还相互竞争政府经费在美国的大学里，如果几个单位合作取得成果，每一个参与单位都会把这个成果百分之百算成是自己的，这样―来不仅跨学科实验室会非常多，而且通过交流合作能产生出新思想。
在美国捐助一栋大楼，要取得大楼的冠名权，并不需要出全部的建筑费用，而只需捐助大楼总造价的相当大一个比例的金额即可，比如上述这栋楼，冠名权可以卖到1000万美元。剩下的经费怎么办呢？还可以卖大楼里各个实验室和教室的冠名权，比如以每个冠名权20万美元的价钱卖掉50个，这样就又能筹集到1000万，其实，当钱筹集到大约一半（比如3000万美元的一半：1500万美元）时，建筑商就可以开工了。接下来学校还可以卖掉大楼里一些更小的冠名权，比如大楼里有一个200人的阶梯教室，学校可以以每个座位的冠名权为2万美元的价格卖得400万美元。如果钱还不够，甚至可以把走廊和大厅的冠名权也卖掉。如果一些愿意做慈善的人只能出几百块到几千块（但得不到任何冠名权）学校对这样的善款同样欢迎顺利的话，学校便可以筹到大约3000万美元。当然，有些时候愿意出1000万美元的大慈善家并不好找，因此会出现楼盖好了却无法冠名的情况。学校这时会给新的大楼一个临时性的名字，比如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宿舍新大楼（New House）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名字，如果哪一天它找到了愿意冠名赞助的人，这栋大楼就会以捐赠者的名字冠名。而麻省理工学院的这栋宿舍新大楼，至今还没有找到愿意冠名的人，而它的下一栋宿舍楼又已经开始修建了因此新的宿舍楼只好临时叫做下一栋大楼（Next House）有些时候，大楼落成很多年后，才出现愿意冠名的慈善家，比如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以前的“新工程大楼”（New Engineering Building) 花了20多年时间才被冠名为克罗夫特（Croft）大楼。
虽然所有致力于教育事业的人都希望把大学办得纯粹大学教授和学生能够以追求真理和研习科学为目的，但是毕竟大学是我们世俗社会的一部分，没有了钱，教育是办不好的。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虽然很多人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有各种不满的意见，都觉得大学变得市侩了，但是有一点进步是全世界都公认的，就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水平在稳步提高，这里面经费的因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很多美国非常知名的教授都愿意到中国大学里讲学或是做科研，是因为在中国的大学里，充足的经费给了他们实现自己教育理念的机会。朱棣文博士在不久前预言，10年后全世界会发现中国大学的研究水平迅速接近美国，而这其实不过是收获现今中国在大学科研上加大投入的红利。
先讲讲Trustee这个词，它源于信托（Trust）。在中国，过去把信托翻译成托拉斯，这个词总是和垄断联系在一起。而信托一词的真实含义，用律师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大容器，把各种资产装进来。美国各级政府为了鼓励大家把资产留在美国，对建立在美国的信托，给予一些遗产税等方面的方便，因此大家族都喜欢把钱放在一个开设于美国的信托下，而不是放在个人账下，这样，信托才和大家族联系起来了。大家族的子孙可能是信托的受益人，但是他们未必像当年创造财富的祖先一样善于管理财富，因此信托总要委托给一些有资格和能力管理它的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是信托的受托人Trustee。而私立大学（或者基金会、医院等）也是一样，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为了让它不断地延续下去，创办人会把它委托给一些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是大学的h№e或者称呼为校董。因此，学校的董事会（Board of Trustee）从名义上讲是美国私立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校长的任命和重大事务的决策都要通过董事会。
对于学生创业来讲，最关键的是需要学校扶持一把。已故的美国肯尼迪总统和美国导弹之父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钱学森的导师）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故事。1963年，冯·卡门被授予美国第一个国家科学奖（1962年度），在美国人心目中这是比诺贝尔奖更高的荣誉，每次均由美国总统授予。当冯·卡门在肯尼迪总统的陪同下走下白宫的楼梯时，这位81岁高龄的科学家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肯尼迪总统立刻上前搀扶。这时，冯·卡门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年轻人，当一个人往下走的时候是不需要扶的，当他往上走时恰恰需要你扶他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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