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申办全国文明城市不是一天两天了，首先要整治的就是城里的各种占道经营之类的杂事。没几天，我们学校外面卖肉夹馍和鱿鱼丸子的商户首当其冲，然后是卖包子和烤串的摊主，到最后所有想靠这个过活的人们都不得不躲到学校一边的巷子深处，每到放学的时候小街道上摩肩接踵，也不愧为一种奇观。听人说底下乡镇的主干道两边都重新粉刷了一遍，所有学校的教室后黑板上都用楷书工整地抄写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只觉得这价值观第一个字就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整个山城，似乎只有东岳庙一边的巷子里不受这影响。
和几年前、几十年前都一样，东太尉街上一拉溜全是算卦问卜的简陋的小摊和卖高香的小贩，他们似乎想沾沾岱庙坊、正阳门和所谓唐槐汉柏的灵气。
街南头的一个经营者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经常穿一件尼龙夹袄，拉着三轮车，里面放着几捆香，如果是背着包的外地游客过来打量，还能憋出几句蹩脚的普通话，不过他的“眼力见”却并不十分好，有好几次我背着一个电脑包从双龙池经过，他也会迎上来问“进不进香？”——从不提及“买”，似乎是行当里的规矩。我几次想答“本地的。”又颇觉不妥，本地的就不信泰山老奶奶了？难不成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不成？于是就摆摆手道“不要”，男子便摆出一副十分惋惜的表情，仿佛不在他这儿买一炷高香是多大的损失。
往北走一点是一个黑风衣的“大师”，戴一顶黑毡帽，如果不是下半身臃肿的老棉裤和沾满泥巴的破皮鞋，还真有几分老绅士的做派，只不过他所赖以生存的，是地下摆着的一片光滑的瓷砖和上面立着的不知是锡还是什么的一只鹿，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有什么说法，没听说过有什么"鹿前神课”之类，想必是跟那位姜太公有什么关系。
然后是一个白白净净大概三十多岁的男人的卦摊，他戴着眼镜，身后公园的栏杆上挂着一副“广告”：看相、算命、风水。与前一位不同，他的脚底下是一个卦筒，插着十几二十根卦签。只不过眼镜大叔似乎并不太关心生意，颇有些爱答不理的姿态。
最靠近岱庙坊的是一个大妈的卦摊，比刚才两位都简单，跟前除了两把折凳便再无他物，有时和旁边卖纪念品的店铺老板聊几句天，说话慢条斯理的，搞不懂是故作玄机还是真有法门，不过若是跟卖登山杖和泰山石的人说话也要讲究什么法门，那未免也太累人了。
除此之外，岱庙后面的路边还有一个花白胡子的老先生，整天躺在摇椅里，间或睁开眼，看看路边走来走去的人群，摆出一副古代隐士的样子便沉沉睡去，但他的附近却是不如前几位的简洁：除了一张折凳和八卦外，还有保温杯、破破烂烂的蒲扇、一本几乎要翻成烂纸的书。有一次我跟一个长着威廉皇帝式胡子的同学围着岱庙闲逛（天知道他怎么会长出那样的胡子？），这个老头便把帽子往腋下一塞，露出一副惊讶又故作镇静或者镇静又故作惊讶的表情，我分明看到我们两个都走远了，老头还努力地把头拗过去，一边靠在椅背上，一边淡淡然的表情——这已经纯乎像是一个真的或者假的大师所为了。
东岳庙东边的公园里还有几个，不过他们的档次就低一些了，不仅看相，求签，也点痦子，卖纸元宝，而且经常聚到一起打牌，四个人一桌，慢腾腾地好像掐指一算已经知道对面的手里捏着什么牌。这样的大概有六七个。
我不知道有什么治安条例能管得了这些人——也许有吧，不过用法律来管神仙，这些人多半觉得荒谬极了。至于看相算命的，我原以为是老头老太居多，可注意观察时才觉出分明是四五十岁的中年女人最喜欢把一把一把的钱送到这些人手上，然后坐在一边的折凳上，两个人小声说这些什么，不过如同岱庙里原来教人银环魔术的人一样，这些话理应是不能外传的，有几次我靠近了，看相的和求卦的都抬起眼来看我，好像我是偷师学艺的小徒弟或者妄想一窥天机的投机者之类。那就远远看看如何呢？大师们的折凳照例比顾客的高一些，他们又借着神佛的威力理直气壮地挺直了腰板，便比对面迷茫的人们高出一头来，随便你是身价千万的富户还是惴惴不安的领导，全得仰着头，仿佛观摩神迹一般的动作。
大师们说起话来总是气定神闲，不急不缓，有时候说到关键地步，一只手扬起来摆摆，或者掏出纸笔来勾画勾画（那估计是要给命途多舛的人们改名了），然而最后总是以抬起杯子喝一口茶结束。
我也有幸听过他们的一次交谈，彼时我躺在旁边小公园的石凳上，为了拍里面这么美的花木。问前程的大姐皱着眉头，大概先生执意要她把名字里的“兰”换成“梅”，大姐似乎不大愿意，也许换了字名字念不通顺，也许只是不习惯，反正她模模糊糊道：“我本来觉得这个兰就带了木了，没想到还是······”大师缓缓道：“命里缺，名里补，再加一个木，怕犹嫌不够嘞。”后面的话支支吾吾听不真切，大概用个明确带木字偏旁的字，气场更强些。
这话引得旁边的我一阵唏嘘，只道是来世不幸作了不能走不能跳的植物，也不要作河谷里的兰草，争取当一个荒原上的梅花罢，否则连这气场也弱了下去，连这作人名字的权力也被剥夺，岂不可惜？
而岱庙坊西面的升平街则冷清得多，只有一个修鞋的老头，年纪不小了，跟所有修鞋的老头一样，穿着一件很脏的棉袄，揣着手，身后是一架被机油摸得黑漆漆的机器，凳子底下摆个木头的工具盒，横七竖八地放着些锥子之类的东西，身前有几双修好了还未被人领走的鞋。
老头的生活比起东边靠嘴皮子吃饭的人来说要差得多，这一点从他身上的衣服就看得出来，到了吃饭的时候，大师们都迈着四方步到旁边的副食店里买一两样小菜，热腾腾的馒头散发着小麦的香气；老头呢？不过是两个又凉又硬的馒头和半包榨菜罢了——如果是烧饼，似乎也可以不要榨菜。费劲地啃完了，老头便拿起手边的玻璃瓶子喝一口水，然后叮叮当当地开始他的工作。
本来我一个糙老爷们是用不着修鞋的——既没有穿皮鞋的脸面，也没有非穿皮鞋的场面。不过有一次买的提包拉链坏了，网上邮寄来的备用拉链好像不合适，无论怎么都装不上，辗转了半中午，便裹着风衣从烧着热腾腾暖气的宿舍里走到升平街来。
“修鞋？”老头的声音干涩而嘶哑，和这北方冰凉的天气正好吻合。
“拉链。”我提了提手里的包，“看能不能给······”
“拉链最简单。”老头终于抬头了，“先给你弄。”
螺丝刀一捅，旁边的拉链拽过来······反正是三下五除二，我的提包就满血复活了。
老头来回拽了拽，确保它不会卡壳，递了回来。
“多少钱？”我怯怯的问。心里想着这样的小事大概不会要多少钱吧。
老头把手一摆“不要钱。”他大概根本没把这点小活当成生意。
等我再问时，老头却生了气，“整天就知道钱，你有多少钱呢？”好像我用钱衡量这样的小事显得多么可笑一般。
这些年在人间的旅居，早使我习惯了用这万恶的东西来衡量一切，尤其是独自一人的时候，多少有些害怕与周围的人谈交情，反倒是直接两清更令人放心。
他大概还说了几句“你一个学生还得花老的（di)的钱”之类的话，他的口音极重，要不是我小时候在河西的历练，决然听不懂。
他既然这么说，我也就走开了。
走的时候自觉不自觉的到遥参亭门口看了一眼，双龙池依旧是车水马龙，那个卖香的男人又问了我一遍“请不请香”，我没有回答，提着包回去了。
等我又有一次到东岳庙附近买东西，路边清洁工确实比平常多了不少，东太尉街上的大师们还在，就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喝茶，抽烟，给路过的人看气色。升平街上的修鞋老人却不见了，听附近卖旅游纪念品的人说，是被戴着袖章的什么人“劝”走了，老头一开始还不配合，后来也就“配合”了。
只记得当时愤愤地说了一句“不敢管牛鬼蛇神，却来轰走正经手艺人。”然后提着提包回去了——里面有一瓶洗发露，还有半只烧鸡，它们将给我一个干干净净又香气扑鼻的周六的晚上，至于那个穿的破破烂烂的修鞋老人，他去了哪里似乎不是我应该管的。
我后来也真的不知道那个老头去了哪里，只不过他经手修过的那个提包，寿命在我用过的提包里可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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