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学

      曾经看过大学中文系某校友写过一篇《凤凰山下凤凰飞》，觉得挺有意思，评论了一句：“中文系还是有人才”。要我写，我是写不出的，至少我写不了那么长，只好写篇短文，权记当年的大学老师。

      英语系党委书记，汪姓，名字记不起，泛读课老师。其人慈眉善目、笑容可掬，非常喜欢学生——男学生，至于女学生，他是否一样喜欢，我不知道。人送外号“汪大妈”——“大妈”是好人，上课时，语气温柔，态度可亲，催人欲眠，印象中，我从来没有认真读过任何一篇泛读的课文，厚厚的一本书，全用来练书法——默诵古诗词，风花雪月的那种。

    系主任，杨姓，教精读课。杨老师啥都好，就是有点邋遢，病恹恹的。他曾经留过洋，去澳大利亚喝过洋墨水，因此总爱穿西装，但衬衫衣领永远都黑乎乎的——不过，这不是他的错，听说师母不太喜欢他，感情不好，不给洗衣服。于是，他总穿衣领泛黑的白衬衫给我们上课。听好事的同学说，他去澳大利亚不是去留洋，而是打洋工，听说赚了不少钱，但口语实在一般，结结巴巴，感觉还不如我。关于杨老师，有两点可记：一是他女儿，当时12岁，极标致的小女孩，可爱极了。二是2011年，杨老师已是咸宁市人大副主任，出差香港，路经惠东，特意请他吃饭，阔别多年，杯酒言欢，幸何如之！

      王语馨老师，班主任，时尚、漂亮，极富知性女人魅力。军训时，她穿着当时很流行的黑色健美裤，站在旁边，觉得老师挺美的，此为最初印象。王老师上口语课，我坐录音室D2位置，有次回答问题，她的评论印象深刻，她说：“Your pronunciation is terrible!”，被美女班主任这样评论，有点脸红兼不服气。可惜，王老师教了我们一年就调去华中农业大学，不复相见。2008年，恰好在华中农大读研，师从校党委书记李忠云老师。第一次师门聚会时，特意打听王语馨老师近况，老师一脸茫然，师兄师姐说，是好像有个叫王语馨的老师，但是已经去了美国。但从了解的信息看，应该不是我的王语馨老师。

      王晚意老师——其实她不是我老师，只是刚从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的美女教师，我一辈子没见过这么美的老师——其他同学也没见过。因为她的美，学校教务处创收不少。因为王老师负责用电脑打印学生的成绩，三块钱一次。于是，每天有很多学生忙着打印自己的成绩，目的自然是看王晚意老师，尽管代价是两天的生活费。

      大学时正年轻，运动量大，每天晚修后饿的慌。于是，有些有市场经济意识的老师做起了小生意。其中有一位数学系的李老师，高挑、丰满兼漂亮。记得她做的是青菜面条，8毛钱一碗，既可吃面，又可以看美女教师，生意自然不差。可惜的是，没过多久，她怀孕生子，身材大变样，不复旧日风采。到现在我还奇怪，为什么她会玩大变身，膀粗腰圆，完全走样，郁闷的很。

      诸定立校长，曾经有过一次近距离接触。图书馆旁竖起一张广告，上面是林青霞扮东方不败的电影预告片，正津津有味看着呢，不提防校长站在后面说，“怎么穿着拖鞋呀？”面对和颜悦色的老校长，除了羞愧，还有什么好说呢？

      九十年代的大学生，血气方刚，不少同学偷着干坏事：有偷教授的老母鸡的，有成群上街看不三不四的录像的，有跳墙出去Happy的，有拿着斧头在花园里砍我同学的——幸好那天他穿的厚，里面衣服居然没砍破，估计是蒲圻的“斧头帮”所为。有一天，蒲圻的同学送了我一把小斧头，很精致，短柄红色小斧头。我拿着它在中文系同学的宿舍里砍来砍去，开心的很。不提防中文系主任单长江老师过来，问：“哪里来的？”答：“同学送的。”“拿来干嘛？”答：“拿来砍菜”。他说：“砍人更方便吧？”——于是，这把精致的小斧头只好转赠给了单长江老师，至于他拿回家去是用来切菜还是用来杀鸡，我没考证过。

      最后一位老师，是留给我人生最大阴影的心理学余老师，老教授，临近退休，据说水平很高，出了若干专著。专著出了，可不太好卖。于是，他将所有教师家庭出身的同学集中起来，交待大家一个特别的任务：每人帮他卖400本书，每本两块五毛。这在连生活费都很难凑齐的我来说，实在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当年的心理学成了我大学时唯一不及格的科目，50多分——天啊，这是开卷考试，大家拿书照抄的。我左面是程勇同学，右边是陈建昌班长，我们三个的答案一样，但他们俩都是80多分。我能怎么办呢？我只能在那年中秋提前返校，咬牙切齿参加补考，而心里将余老师杀死了很多次。若干天后，晚修下课，中五栋宿舍前的小花园偶遇，我恶狠狠问他：“余老师，我补考及格没有？”他支吾着匆忙离去，——30年一转眼，想必余老师已不在人间，作为学生，本不该如此记恨，毕竟，这只是对我的小小惩罚，但这是曾经的事实，曾经。

      正如老舍所言，“生活是一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趣味就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微微暗些，再明起来，则暗得有趣，而明乃更明”。

      所谓生活，大致如此。

      谨此致我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