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虚岁时，家里想让我上学，可村里每年级只收一个班，那批孩子太多，需要再等一年。我就经常在学校周围转，看小学生背着自己家里做的书包，挺神气的样子，有点羡慕，但也并不十分着急。学校的李桂英老师偶尔看到我，就问：“这么大了，怎么还不上学？”眼里有些替我着急的神情，我蒙蒙地不知说什么。
学校就在村子的中央。那时候，不管多大的村庄，每村都有自己的学校，乡村以学校为中心围建，自有了一些文化的气息和生动的气象。我们村的学校和我家就隔了一排房子，中学和小学合在一起。早晨太阳刚升起高音喇叭就放起了广播体操的曲子，中学生都要集合在学校东面的场院上一起喊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口号后开始做操。我有时候起早了就跑去看。场院上站满了学生和老师，太阳拉出的斜线从那些学生列队的身影间穿过，模糊出些活动着的影像。我对上学又有了新的憧憬。
9虚岁，我走进学校，教我的正是李桂英老师。学校小、老师少，记得一、二年级时她是教我们所有学科的。李老师大眼睛、自然卷着的短发，很干练的样子。她的丈夫在烟台工作，她自己带了三个孩子在村里，儿子李作锋也在我们班。低年级的记忆模糊，只知道李老师教得严格，对我们态度倒是柔和，但他的儿子如果做得不好却是要严厉斥责甚至是动了拳脚以给全班警示的。学拼音的时候，好多孩子不知道怎么拼读，我学得却快，经常被老师叫了领读，学课文后老师也说我普通话说得好、读得有感情，就经常地被要求读给全班听，这让我很有了一点骄傲心的。数学课上要做题，每家都不可能供得了足够的本子和纸，就给孩子们买来石板、石笔用。为着能有这块石板，父母亲先是从三舅家上了高年级的哥哥那里借了给我用。后来总算买上了自己的，可那脆东西很容易碎，跌到地上就裂开几道缝，再不可能重买，就天天背着个碎石板在裂缝上写着字。打算盘也是那个时候的必需，我用了父亲那块沉重的大算盘，盘身沉重，珠子硕大，拨起来费劲，但并不影响拨动的速度。到二年级时每天数学课都要练一会儿算盘，经常是李老师把题写在黑板上，喊出“开始！”，教室里就噼里啪啦的一阵响。
学校像当时每家过的日子一样，条件极其简陋。刚入学那几年是老校舍，从一个很威严的的拱形门洞进去。那个拱顶是水泥浇铸的，是中间高而尖、两边低而平的造型，中心位置镶了凸起的红色五星。这校门象庙宇的大门般立在一个缓坡上，有着五六步多纵深度，里面泥的地面凹凸不平，每次走过那里就像正在进行一种仪式，有着崇敬感。在我童年的心里，那门的样式正如了学校的图腾，跨过后仿若此岸与彼岸的分离。
进门后是大队的院子，围着圈的房子都是村里的办公用房，只是东北角靠墙边的一间是老师们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外依墙而立的两根木柱间横一木棍，那上面挂着面命令了我们五年的铁钟。东侧立起的矮墙中间掏了一个月亮门，圆拱的形状，属于在我们童年时光里能看到的很美的建筑图样了。从这门穿过去就到了我们的教室。
教室里并没有被称作桌椅的东西，大人们拣了盖房子剩下的不规整砖头，两摞立起后上面放一个宽面长条的旧木板，这是我们的桌子。全班五十多个人，这“桌子”一张就能坐四个，埋头写字时每个人用力的方向不一致，桌板就摇晃、砖头就扭曲，经常的板子掉下、砖头倒下，同学被砸了脚、碰了手，老师过来帮助扶正了再坐下，谁也没有埋怨的。凳子的情况就更让人难堪了，都是各自从家里带的，五花八门的，能有个木凳坐就算是高级的了。我那时拿的是“草墩子”，父亲用麦秸编成粗的辫子状，然后一圈圈缠叠，底下竖成凳子的高度，上面盘成一个平面。草墩子坐着还算舒服，可就是容易磨损，尤其是麦秸“辫子”结成的头，本来别在墩子里面，但用不了几天就跑了出来，上着课也免不了要把它缠来缠去的。但小孩子费了劲也不能处理好散开的“辫子”头，就由着它散去，没多久整个的墩子就会散了架，麦秸一根根地掉得满地是。“快叫你爸来修吧。”李老师也没了办法时就放出这样的话来，我就羞红了脸。家里实在是拿不出木凳子，父亲就赶来修了后让我接着用，我的草墩子就每天依旧地在座位周围散些麦秸头恼着人。
其他还算快乐。小孩子下课在校园里跑，满院子的中学生，有时候会被碰倒。那次我也被村东头大辈份的中学男生碰倒，坐在地上哭，不知受了多少委屈似的，人家哄了我一个课间直到上课铃响才无奈离去，我也没趣地只好把自己哄好擦着眼泪去教室。直到现在这个镜头还会经常出现在我的脑际，用长大的我笑着孩提的我。不过长得小也有好处，大孩子跳皮筋，玩到“大举”和“小举”，就需要两个人把我这样的小孩子用交叉好的胳膊举起来、弹出去，让我打着跟头翻过绳子或是在她们的怀里站立，高举绳子使对方翻不过去。可惜一年后这些中学生就分出去到公社驻地上学了，从此只与同龄孩子玩。
一年级时正是一九七六年，国家经历了几件大事，我们的小学校自然也是历史的记录者，伟人相继去逝，哀乐奏起，教室里一片哭声。只有的两本数学、语文书刚发下没多久就被收了回去，送回来时墨汁在很多内容上划了黑杠子，下面的文字永远地隐了去。后来在石良公社的大街上就有游行的队伍，打着标语，喊着口号，庆祝文革的结束……我的童年就懵懵懂懂地在这些风云际会中往前走。
三年级换了曹德山老师做我们班主任，教语文。曹老师的妻子是我们村的“赤脚医生”，两个人虽然都是民办的身份，但都算有了公职，是很让人羡慕的家庭了。曹老师教作文有自己的一套方法，第一次写作文，题目是《记一次劳动》，老师把十多个关于劳动的四字成语写在黑板上，让我们写时用，我就在一篇文章里全用上了，结果成了范文在班里读。从此爱上写作。那时候我们每年都要举上队旗在春天里爬一次王屋山。排着队，从土路走到水库，水边上玩够了，再比赛着爬山，每年去，每年盼。回来总要写作文。第一次去回来写下的文章发下来时，我看到了老师在文末写了满篇的红字，在赞扬我的同时，又给我的末尾段加上了几句话：“站在王屋山顶向东看去，只见……”那段话在当时的我看来简直是神来之笔，在没读过什么课外书的我的印象里那就是最好的表达方法了。后来作文一直写得又快又好，曹老师就送我一外号“编匠”。清明节到村里墓地扫墓时让我代表全校发言，“六一”儿童节演出时我又是当仁不让的领读者。后来小学毕业去考已经叫做“镇”的重点中学，曹老师还特意让我了拿了考场作文的草稿纸到他家里让他一句一句地审。可惜我只考了个全镇第八名，好朋友曹海华得了第四。
曹老师讲课的时候会把他了解的新东西融入课文学习中。五年级时，他就满黑板地画着图给我们讲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让我们这些乡村孩子知道了一个新的世界，并认定了自己的祖先是猴子，也让我第一次有了想当科学家的理想，就对当时订到班级里的《中国少年报》中“动脑筋爷爷”栏目特别感兴趣，办黑板报的时候也把其中的内容抄到里面去。
想来当时的学校真是为我们的阅读提供了很好的条件，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少年报却是从三年级就挂到了班级的墙壁上的。报纸在同学们中间传看，我是会把每张报纸的每个版面连同中缝的每个字都读遍的。“知心姐姐”的知心话、曲艺栏目里经常会有的相声、成版的故事……老师去开会时，就会让我到讲台上读报纸里的故事给同学听。那份报纸真是被利用得很充分。曹老师特别重视我们口头表达能力的训练，课本开篇几幅看图说话的彩图每张都要让我们看着说，报纸拿来让我们看着“小虎子”漫画专栏的多幅画面现场说话，大幅的彩图挂在黑板上让我们一个个练说。期末时还要考说话，考试时间放在课间，让每个同学轮着到他的面前，他随机地点到某个画面稍做准备就要按他“总分总、按顺序、说场面”的要求说话，说不好是要重考的。我们这帮同学说话能力强、作文写得好与曹老师的教学方法是有着极大的关系的。报纸还得到了跨学科的应用，教我们数学的曹桂林老师也把报纸里面的数学题抄到黑板上让我们做。
桂林老师和我们亲，我们叫她的时候就不带姓，直呼了名字。她总是柔和着声音，教数学更教我们做人。她常拿了村里上几级同学里苦学的事例讲给我们听，让他们做我们榜样。她会在上课前苦口婆心地劝那些贪玩的同学，“我的嘴要是铁做的早就磨去一大块了……”这样的话经常会蹦到我们耳朵里。她的课生动，逻辑性强，在我们当地很有名，被评为了烟台地区的优秀教师。她还肯为我们用心，黑板上的线段画得漂亮，又经常自己做了教具演示给我们看，我们的数学学得就好。为了讲清楚“距离”一部分的“相向而行”和“追击”问题，她要我和父亲在离我们村两里多地外的筐柳村教学的曹雪莲去借那个可以演示清楚数学题目的教具，让我们俩得以在两所学校间的路段上走走停停，得到课堂外的快乐。到五年级的时候，由于我晚上长期在煤油灯底下钩花编，眼睛看东西模糊了。当时桂林老师抄了满黑板的口算题限时考试，这是我们每节课必做的练习，我和从上一级留下来的叫赵可宝的同学坐在教室的倒数第二排，忽然就看不清黑板上的题目了，急着哭出了声。老师让我到前面抄题来做，结果又得了我惯常的一百分。为这，桂林老师还专门到我家里找了我的母亲，请她让我少钩点花。毕业考重点班后有体检，要检查视力的，桂林老师怕耽误了我，不知从哪儿得了练眼睛的方法，让我数手纹、转眼珠，加紧了练。那方法还真是有效果，到现在我想起来还会把眼珠子转上几圈，一直认为从读书到工作不管怎么用眼我的视力一直保持在1.2左右是从桂林老师的关心中得来的。
桂林老师多才，音乐课也是她教我们的，她的嗓子极好，教我们唱陕北民歌《万丈高楼平地起》时起着高音、打着节拍、柔着身段，美美的样子，完成着对乡村孩子美的启蒙。
三年级真是个转折点，学校新来了一位老师，叫曹思利，当兵复员回来，教我们美术。在那个年代的乡村学校里有专门的美术老师是不得了的，可以看出村里重视教育的程度，在老师配备方面还真是有些“奢侈”。曹思利老师善画，我们没有美术课本，他就从画小鸡开始教我们，一张一张地画下去，不久就学了他画山水与树结合、点缀着飞鸟的组画方法，得了他的称赞。我一直以来喜好画画也与他的熏陶有关。那时的课并不紧张，学校也让我们上自习，轮到曹思利老师值晚班时，一等我们写完作业，他就开始讲军队的故事，直把我们带到了千里之外他站岗的部队现场。后来，曹老师没有在学校呆下去，在刚兴起自己做买卖的时候他就开了一个玻璃画店，我们村、周边村的门楼上、影壁上、柜子的玻璃上都是他的画，他的画笔让乡村有了色彩。
四年级时，体育课上得规范起来，因为我们有了体育老师曹永川。他训练严格，每节体育课都让我们在大场院上跑圈，他一个一个地给我们数圈数，不让一个学生懈怠。上课前和放学后的一段时间，他就训练选好的体育苗子，让他们在沙坑边跳高。最常做的是把学校那几个铁制的栏板在沙质的校园边上立起来，教两个比我高一级的女生曹亚松和曹美清不停地跨栏，给她们做示范、纠正动作，说着“脚平伸、下压栏板”的要求，后来她们就在全镇运动会上拿到好成绩，再后来她们也因这项技能拥有了很好的人生。我的心里羡慕，可自己当时个子极矮，不在备选的运动员之列，就趁校园没人的时候自己学着去跨，被栏板拌倒了也不在乎，所以到师范时个头长得足够高了能够进入校篮球队也与小学段的体育生活有关吧。
小学的校长一直是曹德令，我跟着大人们叫他令先生。令先生个矮却有威严，常穿一件中山装，戴一顶毡布帽，布袋里插着支钢笔，话音响亮。村里放电影时他就会给那些看不太懂的人讲剧情。五年级时他亲自用自行车带着我到镇里参加普通话比赛，我在场外等待的时候紧张得把他的自行车碰倒了，自己心慌得感觉犯了大错，轮到我朗读的时候又被那么多评委的场面吓着，声音小到只有自己能听到。比赛成绩自然不好，但令先生并不责怪我。心里就得到了莫大的安慰。
还有那几位没教过我的老师：于清敏、朱桂芳老师，李长城、郭桂兰夫妇。我毕业后邻村赵家的小学校合并过来，又加了两位老师：我本家的姑姑曹淑莲，另一位是赵桂华。在这所小学校还存在于村里的时候，再进到里面做老师的就是代课的曹作党了。
在那样的烂漫时光里，我们东营曹家的这些小孩子们受着这些老师们的教导和爱抚。老师让我们背词语解释、背自然常识。背的时候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分开，在教室里、校园里，或是到旁边的场院上、校园外的蓖麻地里，我们就在那个自由的天堂里玩着、学着。冬天下了课到南河坝上滑冰，夏天放了学到南河水里嬉戏。生炉子的时候，拿了花生米在炉盖上烧出香味，上晚自习的时候，每人拿着油灯或蜡烛照亮……
每年大队部对面供销社的墙顶上会拉出一溜的红榜，毛笔写着孩子和家长的名字，标注出考试的名次。我基本在第一名的位子上，我们姊妹三个同时在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都排在了红榜的前三名，给家里挣足了面子，家里人就愿意往红榜那儿走，冲着红榜看。
老师们那么用心地教学是有成效的。我们那一届镇重点中学考进了10个，是全镇所有村庄里考得人数最多的，给村里挣得了荣耀。而且连续多年，村里的那所小学校都在我们石良地界里远近有名。
小学校独享着村中央的位置。村庄四合、紧紧地围着它，仿若把它捧在掌心里。我们这些孩子也被老师、被父母、被村人捧在掌心里。以学校为中心的传统村庄布局，也让村庄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场，对村人的心理和行为有着无形而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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