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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资本五千年》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金融资产。广义的金融部门已经取代铁路、钢铁和汽车制造的位置，塑造了一个令人恐惧的金融帝国。在这个新的金融帝国中，金融成了目的本身，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助力。
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已经无可撼动。但华尔街股市似乎置身事外，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分到多少。 1940 年起，华尔街股市便连续下跌，交易量大幅萎缩。 1945 年末道琼斯指数约 193 点， 1949 年 200 点，仅为 1929 年股市震荡前高点 381 点的一半左右。对大萧条的持久恐惧，让人们不愿意投向股票。
专业的经纪人和专业的投资分析相互融合，成为点燃华尔街的星星之火。美林还聘用了大批证券分析师，对潜在客户免费发放调查分析报告。沿着格雷厄姆开创的证券分析道路，运营资本和现金流等概念被运用到对上市公司的价值判断当中，“投资”逐步取代“投机”而成为主流。
1985 年，美国终于战胜了通胀。这既要归功于美联储主席沃尔克痛苦英明的选择，但更要归功于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美国的金融化。房地产、股票持续上涨，债券总额不断扩大，各种衍生品被创造出来。这些资产的价格上涨成为美元的蓄水池，但却不用计入通胀数据中，反而被看作每一任政府的“政绩”。
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工商业贷款占比持续下降， 1974 年为 35.7% ， 2010 年只有 8% 。相比之下，自 90 年代以来，家庭消费信贷和零售投资业务成为重点，不动产抵押贷款取代传统的工商贷款成为银行第一大信贷业务。
在 2008 年次贷危机中，通用电气一度濒临破产。韦尔奇的接班人伊梅尔特不得不毕恭毕敬地跑到奥马哈市，求巴菲特借 30 亿美元。此后，伊梅尔特发誓重组通用电气，将公司从复杂的金融计划中剥离，重回实体经济。 2015 年 4 月，通用电气宣布出售金融集团房地产业务，并决定在未来两年剥离旗下价值 3600 亿美元的大部分金融业务，仅保留对制造业有利的航空、能源和医疗设备金融服务。
马科维茨把收益和风险定义为均值和方差，为了解决投资组合的收益和波动问题，马科维茨把强有力的数理统计方法引入了资产组合选择的研究中：测量每只股票相对其他股票价格变动的相关性。
在金融工程的加持下，股权融资工具嫁接衍生工具产生出大量混合证券。圣地亚哥大学帕特诺伊教授列举了一些古怪的证券，如可赎回的累积优先股（ Preferred Equity Redemption Cumulative Stock ）、利息增加的可转换股（ Dividend Enhanced Convertible Stock ）等。华尔街用来满足公司融资或调整资本结构需要。但也因此改变了股权原有的收益 - 风险特征，带来“空洞投票权”“隐性、变异所有权”等公司治理问题。
贫富差距的一个重要结果，是个人储蓄的崩溃和负债的增加。在 20 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早期，美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 10% 左右，但在进入新世纪之后，这一比率已经接近于零，个别年份甚至为负。
系统复杂化降低了资本配置效率，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金融系统的复杂化和金融巨头大而不能倒，导致信息不对称、决策失误、道德风险……也意味着金融冲击能通过关联部门迅速向全球转移。
高风险的投资事业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并在近代探险中发扬光大。在过去数百年里，从瓦特到爱迪生，创业者不得不依赖于他们的亲人、朋友、当地商人以及一些敢于为有风险的事业做出贡献的富翁
政府是高科技的第一个客户，战争则是其第一个应用领域。
在提交给美国 SEC 的股票声明中，谷歌提出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发行方式。整个上市过程，被称为高科技版本的“荷兰式竞拍”。谷歌先设定一个价格范围，根据在线收集潜在投资者的出价，计算能把所有股票都卖出的最低价格（结算价），等于或高于结算价的标单，一律按结算价得到配股。在资金允许的情况下，投资者都可以有同等机会购入一些股份，没有人因为出身或人际关系被排除在外。
传统交易所将交易活动集中在交易大厅，采用每只股票由一个专家负责的股票拍卖机制。而纳斯达克的股票交易则发生在两个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做市商之间，通过电话或租用的通信线路来完成交易。相对交易大厅模式，纳斯达克是一个开放型的虚拟证券市场，特别适合于不同风险的市场参与者。
第三次企业组织变革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这次变革的主力是服务业，以创新为导向，放权更为彻底，兼并收购变得更加容易。许多互联网、生物医药公司，仅设立一个规模较小的总部，由总部控制大批自主权很大的经营部门，下属部门之间既存在合作，又存在竞争，每个部门负责自己的业绩和发展，如果一个部门缺少生产效率，就会被总部剔除出去。
当边际效益无穷大的时候，就是你根本离不开它的时候。就好比微信，越多的人使用，其对用户就越有价值。
有本书《公司制的黄昏》认为，以大数据、区块链为基础，传统的公司或将消失，一种全新的社群机制将会崛起，网络效应也会被“裂变效应”取而代之。
公司的演化取决于两个方面的逻辑：一是交易成本层面。是采取松散网络状，还是官僚科层体制，或者直接交给市场，往往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又与科技进步息息相关。就目前的潮流看，大型组织正在分解成较小的企业单位，企业和企业间形成松散关系，小公司一有机会也可以挑战大公司的优势地位，而不是组成长久僵化的法人组织。
政治管制层面。老罗斯福曾宣称：“我相信公司。它是当代文明不可或缺的工具。但我也相信公司应该受到监督与控管，为整个社会谋福利。”公司是从政府腰胯下诞生的，即使它从 19 世纪中期就得到了自由身，仍需取得“特许权”。比如今天公司的形态和行为，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放松管制息息相关。
在英国之后的数次技术浪潮中，颠覆性创新很多都来自美国，这与美国强大的直接融资体系息息相关。相比之下，以大银行为主导的德国、日本，其技术创新大多是在大型企业内部依靠改进升级完成，或在引进 + 模仿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属于寄生性技术创新。不过，近年这些国家的直接融资比重逐渐趋同。自 20 世纪 90 年代金融改革以来，日本直接融资比重快速上升，目前稳定在 75% 左右，与美国的差距（ 88% ）越来越小。德国上升趋势较缓， 2018 年也达 62% 。
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这些科技巨头，凭借巨大的网络效应，其经济体量、财富和影响力实现了指数级增长，控制版图不断扩大。这四家公司总市值，超过中美以外的所有国家 GDP ，在标准普尔指数前 50 名中占了约 1/4 的份额！科技巨头是新一代基础设施，但也成为吸收财富和社会资源的“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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