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最近的文体活动，很简单——开开停停，停停开开——比街上的交通灯还要多。
停课就意味着拎着大包小包，带孩子们从学区房搬回另一个家，之前是一周一搬，最近成了三天一搬，再加上些偶然事件，留给我的就只有一脸茫然了。在不同的床上轮回，偶尔起身倒口水，五官不是自己的，大脑学会了和自己找茬聊天。
屋里尽是高科技产品，而我依然活得像个游牧者，随身几大包行李，塞进去几本令我心动的书，用这些东西，围出一个鸟笼的样子。不必多思考，不必有飞翔，能拥有一个狭小又坚硬的空间，就算是眼下的幸运儿了。
回忆起一年前，姐姐信誓旦旦地说，希望有一天能参加奥运会。老人们当真了，表情严肃地反对：“那太苦了！奥运会咱们可不去！” 我们几人大笑，但老人们并不觉得滑稽。他们好像不明白，文体兴趣这件事，大部分孩子甚至都没有吃苦的机会，甚至轮不到自己抵达吃苦的档次，就被各式各样的障碍撂倒了。
我把玫瑰戴在胸前，却不是爱情的使者，而是一座坟墓，用糟糕的土壤与他人打赌。
我把乳汁灌进双层玻璃间，却不是美德的使者，而是一场仪式，把真实一分为二，晾晒那么多杂乱的念想。
玫瑰把脸面挂在女人的悬崖上，乳汁把颜色留在居室的困境中，诗人是它们，是一个个为今日门票赢得好价钱、几乎就要碎裂了的异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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