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二三六：怕处有鬼

《传习录》二三六：怕处有鬼

先生尝言：“佛氏不着相，其实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实不着相。”请问。

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着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话说整日里吃斋念佛、讲说佛法的师徒两人，一日里下山去化缘。两人走到一条小河旁，因为山洪冲毁了河上的小桥，有个俏姑娘正站在河边犯愁，思量着如何过河。老和尚二话不说，背起姑娘就过了河。两个人继续往前走，一路上，小和尚气鼓鼓地不肯说一句话。翻过几座山了，老和尚问小和尚为何生气，小和尚说：“师父整日教会弟子——出家人要远离女色，自己却不肯遵守，背女色过河。”老和尚哈哈大笑，爽朗的笑声响彻山谷。他说：“为师背人过河，过了河便放下了，你却是一直背到现在的呀！”小和尚隐隐然有所领悟。

佛家修行者强调不着“相”，不着“相”并不是像故事中的小和尚那样逃避，而是自然而然地临对，保持自心本体的澄澈明净，不为外在的种种“相”所染着。小和尚逃避眼前急难于过河的姑娘，为心中“远离女色”的戒律所困扰，实际上反而是着“相”。老和尚背起姑娘过河，过了河就放下，这是正面临对，是无私无畏。小和尚逃避所见，过了河还耿耿于怀，这是以逃避的方式临对，是“怕处有鬼”。

阳明先生曾说：“佛家提倡不执着于‘相’，而实际上却是执着于‘相’了。我们儒家在直面临对时似有着‘相’，但实际上却是不执着于‘相’的。”黄以方请问其详。

阳明先生说：“佛教害怕为父子关系所牵累，却以逃避父子亲情的方式临对；害怕为君臣关系所牵累，却以逃避君臣道义的方式临对；害怕为夫妻关系牵累，却以逃避夫妻情分的方式临对。全都是因为执着于君臣、父子、夫妻‘相’的缘故，才需要以逃避的方式临对它们。像我们儒家，有个父子关系，临对时随感而应还他以亲亲仁民之‘仁’；有个君臣关系，临对时随感而应还他以忠君礼臣之‘义’；有个夫妇关系，临对时随感而应还他以男女有别之‘别’。何曾执着过父子、君臣、夫妇的‘相’呢？〞

后人对王阳明的“致良知”之说，有个共性的误解，认为他讲的“格物”——“格其非心”——格正非僻之心，同朱熹讲的“格物”——穷尽事物之理，两者是根本对立的，代表不同的学派。大家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王阳明生于明朝，比生于宋朝的朱熹晚了几百年。阳明心学一定程度上，是程朱理学的升级版，或者说是程朱理学的一个“补丁”，打上这个“补丁”之后，程朱理学才更为完善。王阳明并不曾反对“穷尽事物之理”，只是认为它不可与“格其非心”同日而语。还有一个基本事实——“格其非心”的说法，也不是王阳明突发奇想的首创，而是《尚书·囧命》中的原话。甚至“格其非心”对于求学问的学者而言，要重过“穷至事物之理”，也不是王阳明的标新立异之说。孟子早已讲过类似的话——“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重新回到王阳明这则“佛是不着相，其实着了相”，我们可以明确看到王阳明的真意。他讲“佛怕父子累”——佛家害怕为父子关系所牵累——此是“非心”，讲“却逃了父子”——却以逃避父子亲情的方式临对——此是“随感而应”，又讲“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儒家有个父子关系，临对时随感而应还他以亲亲仁民之“仁”——此即是“格其非心”基础上的“穷尽事物之理”，也就是正面临对基础上的随感而应。《论语》讲“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父子有亲，这才是父子之间的本然之理。要“随感而应”这个本然之理，或者说以“穷尽事物之理”的理论穷究这个本然之理，首先要“格其非心”，像佛家那样逃避，是见不到这个本然之理的。反过来讲，佛家见不到这个本然之理，根子不在“穷尽事物之理”的方法论上，而在“格其非心”这个学问之道的根本上。

《尚书·囧命》讲“格其非心”，孟子讲“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王阳明讲“意之涉着处即是物”，格物就是正“意之说着处”之非，讲的全是同一个意思——自心上求“致”良知之灵明。

岂止怕处有鬼，《大学》中讲的有所“忿懥”“恐惧”“好乐”“忧患”均不得其正。一旦陷入忿懥、恐惧、好乐、忧患，说到底都是“怕处有鬼”，都会“不得其正”，都会成为我们“格物致知”的障碍。此处一迷失，“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大人之学便不可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