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宾四此言似平常却又不平常。说平常，那是因为最初的文学，除了自己的心灵以外，必没有其他羁绊。说不平常，只因长久以来，我们一直以为文学一定要服务于某种特定目标；可突然有一天，当你发现文学并非如此时，此言确有振聋发聩之力。
我的阅读经验中从没有文学史，此为第一部，故无比较不敢奢谈好坏。不过宾四先生想通过文学史让我们理解古人的真性情，我认为这是吸引我的。
这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关于史学研究的问题。杨奎松说，史学研究要有人性关怀。此古典史观，吾辈深以为然。古史莫不如此。修昔底德是这样，普罗塔克是这样，孔子、司马迁也是这样。他们的史著，每每读之，总有“独沧然而涕下”之感。在这一点上，说史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恐怕也不为过。
说到这，不得不提及杨奎松先生的这两本书。深厚的考据，独特的视角，兼及那悲天悯人的情怀，可说是文学与史学的完美结合。
初读钱穆《中国文学史》
初读钱穆《中国文学史》
最后还是回到钱先生的这本《中国文学史》。本书根据他的课堂口述整理成书，我认为这种写作方式的最大好处是有现场感。开卷读之，好似聆听；掩卷思之，犹在传习。
我本非文学爱好者。谨以此书去体会“死去的文学”，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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