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杰出的苏联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从阿美尼亚旅行归来，回到列宁格勒。他被拒之门外——“我们决不给他一个房间”。他在这一年写下：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北岛译）
现在，北岛又回到了他的城市，带着最近一次从欧洲携来的疲惫，也为了给孩子的诗与散文。我问他，北京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他没有正面回答。
这是二零一五年夏天的一个下午，在北京市西北角，圆明园边上的一零一中学。六十六岁的诗人北岛来到比他年长十岁的老朋友李陀的母校，讲一堂与自己有关的文学课。台下的学生是年轻的，十七岁上下，正是他当年离开学校去工厂的年纪。而他却说：“我不喜欢上学。”
很多人记住他的《回答》：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对我这样三十岁左右的诗人而言，北岛是当代诗歌史上神一般的人物，他更作为一种诗人的神像和诗歌的现代精神存在。我向他表达了这一层敬意，他否定了。他说不知道，他不认为自己有那样重要。说到个人崇拜，他和学生们说，“粉丝类似邪教”。我想，这或许也与他所经历的时代有关吧。时代过去了，有多少个人希望成为神。
然而，这并不阻碍诗歌读者对他的崇拜，他的诗集成为多年最受读者喜欢的诗歌作品。时间过去了，诗歌留了下来。在他最近与李陀合编的新书《给孩子的散文》目录中，按作者出生的年代，北岛的名字在张承志与史铁生之间。他的同伴们先后离开，而他依然存在。用他的话说，“我依然生活着，继续将自己展开”。
关于诗歌，他说，诗歌的音乐性先于意义，诗人在创作出一首诗后，这首诗便不再属于诗人，而属于所有人。
大概一个小时的演讲，过后，他开始请学生提问。
学生提问，他回答。也许是因为有了不止一个人说话，他的紧张才有所缓解，但语调依然缓慢。有学生提起他的旧文章，他说，不太记得了。有学生提的文章较长，或者不大清晰，他说不大明白，请再复述一遍问题。我在想，如果他是一位语文老师呢，大概台下的学生会不大满意他今天的讲课吧。他没有讲离奇的故事，没有风趣地开玩笑。他为自己打趣，“一个高一没毕业的人，怎么就当起了老师”？
我想起曾读过沈从文回忆自己第一次在大学课堂上教书的事，也是备了很久的课，结果呢，十来分钟就将备好的整堂课讲完，几乎是“落荒而逃”。当然，这是别人的故事，那个故事里的沈从文当时是个年轻人，而今天的北岛已是花甲之年，中过风，记忆和表达大概大不如前了。
我理解他。他今天的紧张是真实的，他简单的回答，甚至有些健忘，也是真实的。我们可能很难与四十年前那个写“我不相信”的年轻诗人联系起来，但这是真实的北岛。这不是一个伟大诗人的悲哀，也不是一个人的悲哀。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人的生命，正如他当天所讲课的主题：生活与诗歌。一个人的每一寸生活都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不必给与过分的赞美和悲悯。
有学生问他“北岛”的来历，他回答：北方沉默的岛。
正如他在《时间的玫瑰》里介绍的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记忆看见我”中的特朗斯特罗姆，作为北京出生北京长大的诗人，他也回到、并且数次回到他的城市，这里有他的记忆——
这座城市，这个孕育着“北方沉默的岛”的城市，还是他童年充满大白菜、灰尘和大白兔奶糖味道的城市吗？他还熟悉吗？
我没有问他。
他是沉默的。六十六岁时，他紧张的沉默依然如同少年。在一零一中学，面对比他晚出生半个世纪的孩子们，他独自坐在讲台上，对着电脑，一字一句，缓慢地，几乎是朗诵他写好的发言稿。他像一个教数学的老校长，那么多年，依然没有学会大声说话，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了的高谈阔论。他讲话，声音紧张却高度清澈，那么纯正的孤独！
他读他提前写下的古诗，不时停顿，有一次甚至停顿了大概十秒钟。我听到坐在身边的女学生小声地笑，悄悄议论，“他是不是已经说不标准普通话”。
然而，这是他的北京，他记忆中的城市。
我为他的孤独感到孤独。但他的孤独多么高贵，让我想起拜伦、雪莱那样古典的诗人——真正的诗人就是这样。
自一九八九年以后，北岛在世界各地漂泊旅居，有四年时间，甚至流连于六个国家。还好，那些国家不断接纳着他。也正因此，他与艾伦·金斯堡、奥克塔维奥·帕斯这样世界级的诗人成为朋友，他到过特朗斯特罗姆的蓝房子，并引他为诗歌世界里的“叔叔”。我想他是幸福的。
现在他回到出生时的北京，与几位老朋友相逢，使我再次想起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句，对他更是十二万分的尊敬：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北岛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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