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士大概都是有能耐的人,不然不堪称之为“士”,而统一归类为“下岗职工”或者“失地农民”、“破产中小地主”一类。
他们应该是时代的精英,而且在自己的价值观里比庙堂上的衮衮诸公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可从《后汉书》看到《明史》,所有隐逸者们,精英们,思想最深刻最沉浸者们,几千年来都做着和古人几乎同样的事情,思考着和古人几乎同样的问题,也难怪王恭几乎是带着三分激愤和嘲讽说道“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 ,痛饮酒,熟读《离骚》”。
这倒是一件怪事了,一个偌大的群体,几千年不懈的积淀和思考,到最后竟然没有丝毫的长进,以至于随手摘一段无头无尾的记载,史学家们甚至完全无法断代,连一个大概的区间也不敢轻言。
他们自然也赏风月,自然也观梅竹,自然也听雨雪,可赏了这么多年,观了这么多年,听了这么多年,竟然还是以为周遭的一切不过是供以玩味的工具,而对测量、记录之类的事情提不起丝毫的兴趣,须知测量和记录,哪怕是最粗略和最不可相信的,也足以堪称科学的乳母,而我们几千年来的隐士们,只是学着前辈的姿态,在一片喝彩中用审美代替思辨,用善恶代替是非,并强化着隐士的惯性姿态,以为妙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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