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够改变世界，让它变得更加美好。对此你也可以有所作为。”（纳尔逊·曼德拉）。“只有疯狂到相信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变这个世界。”（史蒂夫·乔布斯）。这些强有力的口号，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并为我们的内心注入了价值、动力与希望。
我们果真能够改变世界吗？尽管报纸总是乐于唱响末日衰歌（也可能正因为如此），然而上面那些口号却从未像今天这般被人们广为赞颂，乐观主义精神也从未在个体层面上如此发扬光大。生活在中世纪、古典时代或石器时代的人，是根本无法理解上面那两句话的。在他们眼中，世界一直都是如此。剧变之所以发生，无外乎是因为国王正在发动战争，或者闷闷不乐的众神为了报复而让地球颤抖。至于某个市民、农民或奴隶就可以改变世界，这种荒谬的想法从未在他们的脑海中出现。
而地球村当下的居民却并不这么想。我们不仅视自己为世界公民，还会视自己为世界工程师。我们会痴迷于这样的构想，即通过创业、众筹和慈善项目便能够重塑世界，就如同那些在硅谷中取得了神话般成就的企业家，或那些书写了世界历史的天才所做的一样。仅仅改变自己的生活，在我们看来已经不够，我们渴望改变整个世界。我们会为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团体工作。由于对团体赋予的“使命”心存感激，我们甚至甘愿以五折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个体改变世界”是21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一，但这只是一个巨大的幻想，其中掺杂着两种类型的认知偏见。第一种是专注点幻觉（见第11章）。丹尼尔·卡尼曼对此是这样解释的：“生活中没有什么事真的非同小可，除非你正在想它。”当我们用放大镜观看地图时，我们正在查看的区域就会被放大。我们的注意力好比一个放大镜：一旦我们全身心投入到制定改变世界的策略之中，它在我们脑海中的重要性就会比其实际的重要性大很多。我们总是习惯于高估自己计划的重要性。
第二种认知偏见叫作意向立场，这是美国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提出的概念。意向立场意味着，我们会假设是某种意图推动了改变的发生，无论其背后是否真的存在意图。因此，如果没有人在背后刻意煽动，柏林墙便不会在1989年坍塌；如果没有纳尔逊·曼德拉这样的斗士，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就不可能终结；印度正是因为有了甘地，才终获独立；乔布斯让智能手机变成了现实；没有奥本海默，就不会有原子弹；没有爱因斯坦，就不会有相对论；没有蒂姆·伯纳斯–李，就不会有万维网。在每一次世界发展的背后，都注定藏着一个改变世界的意愿，这便是我们的猜测。
这种推断力是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产生的。针对变化背后的动机，想的太多胜过想的太少。倘若灌木丛中正沙沙作响，我们最好不要觉得那只是一阵风，而是应该想到里面可能有一只饥肠辘辘的剑齿虎，或是一名敌军士兵。诚然，肯定有一些人会习惯性地认为是起风了，这种想法虽然能让他们在99%的情况下省去逃跑的体力，但迟早有一天，他们会以悲惨的方式从基因库中消失。从生物学意义来看，今天的人类只是原始人类的后代，依旧拥有过于强大的意向立场。由于这种立场已经深深地植根于人类的大脑之中，所以即便行为人和行为动机都不存在，我们也仍然能看到它们。如果没有纳尔逊·曼德拉，种族隔离的解体怎么会发生呢？除了颇具远见卓识的史蒂夫·乔布斯之外，还会有谁能设计出iPhone这样的产品呢？
意向立场会让我们将世界历史解读为“伟人”的历史（而且这些“伟人”主要都是男人）。英国作家、政治家马特·里德利在其《自下而上：万物进化简史》一书中，对“伟人理论”进行了彻底驳斥。他说：“有些聪明人恰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而他们可能会得到我们过多的颂扬。”很久以前，启蒙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曾提出过同样的看法。
公元1500年前后，仅仅几个来自葡萄牙和西班牙征服者，便占领了整个中美洲和南美洲。由阿兹特克人、玛雅人和印加人组建而成的帝国以惊人的速度被瓦解。为什么呢？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像科尔特斯这样特别聪明、特别有天赋的“伟人”，而是因为那些愚蠢的冒险者无意中将欧洲的疾病带到了这个地方。
他们自己已经对这些病免疫，然而对当地居民而言，这些疾病却是致命的。为什么今天有一半的美洲人都在说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为什么他们会向天主祈祷？这些细菌和病毒才是真正的原因。
书写世界历史的如果不是那些“伟人”，那又会是谁呢？答案是：没有哪个人能独自改变历史。
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在无数趋势和影响力的作用下产生的。历史的运转更像是街上的车流，而不是单个的汽车。从本质上看，世界历史有时是无序的、偶然的、不可预测的。
倘若你为研究历史文献花费了足够的心血，就会发现，所有重大的变革中，都会包含一些偶然因素。此时你便会明白，哪怕是历史上那些最为杰出的人物，也要受自己所处的时代限制。
请正确解读“伟人理论”，只有这样，你才可能拥有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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