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阶层的理论家们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所有制决定公平正义。他们过分的夸大了财富对于权力的影响，以为是富裕阶层对金钱的贪婪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因此，他们主要是从分析财富归属在探索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最终想到了将一切财富归属公共所有的经济制度。
上个世纪初期和中期，东方世界有很多国家实现了将一切财富归属公共所有，让官吏阶层来代表贫穷阶层经营、管理和分配，也实现了人与人之间在经济地位上的基本公平。这种理想的财富公平模式，只有在官吏阶层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垄断下才可以得到保障。对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垄断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贵族时代采取的就是双重垄断模式。贵族时代的双重垄断只有贵族与奴仆两个阶层，现代的双重垄断则分为干部、工人、农民三个阶层。不过，现代的双重垄断肯定了人人平等，这就与贵族时代有了本质上的不同。但是，这种本质上的不同无法改变垄断的事实。
早在两千年前，古人就发现了经济垄断严重违反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很难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我们早就放弃了双重垄断模式，实现了在经济上从垄断走向竞争的突破。贫穷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选择回归双重垄断模式，虽然可以实现各个阶层在经济地位上的相对平等，却产生了双重垄断模式严重破坏经济发展的更大问题。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也就只能实现都过贫穷生活的平等。这样的平等甚至无法长期维持下去，最终只能选择彻底转型，或者选择以公共占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改革。
改革通过开放，认可了个体经济。这种认可事实上是部分回归在经济上采取竞争模式的传统垄断时代。开放搞活了经济，但是只要有了竞争，就很难避免产生先富阶层。先富阶层的出现，让很多人觉得似乎又回到了富欺穷的状态。因此，没有经历过双重垄断时代困苦生活的年轻人，就开始幻想‘’一大二公‘’的各种好处。在双重垄断时代尝到过甜头的工人阶层和干部阶层，也力证‘’一大二公‘’的美好，似乎从制度上实现了财富公平，就是理想社会了。
双重垄断时代的所谓美好，只不过是人们从表面现象产生的错觉。因为那个时候的经济地位公平，只是农民与农民之间、工人与工人之间、干部与干部之间相对的公平。农民、工人、干部完全是三个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地位上根本就是处于不同的档次。所以，农村人向往城里人的生活，老百姓向往干部的生活，几乎是普遍现象。贫穷阶层紧盯着要财富公平的结果，无论采用哪一种经济所有制都没有实现。双重垄断模式下是农民、工人、干部的差距，传统垄断模式下是穷人、富人、官吏的差距。但是，无论采用哪一种经济所有制，都改变不了干部、或者官吏阶层始终处于金字塔尖的事实，官吏阶层永远要夺占最大的利益。
贫穷阶层的理论家们夸大了资本的能力，从实现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我们在双重垄断时代针对权力的运动，倒是找准了方向。谁掌握了权力，谁就可以决定和拥有一切。所以，胡雪岩富可敌国，他也要巴结权力。权力想让他完蛋，他一夜之间就可以从巅峰跌落到深渊。财富名义上归谁所有其实没有多大的意义，所有权远没有分配权重要，公共所有、个人私有，都很难避免被权力夺占。只要可以公器私用、以权谋私，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社会公平。只要权力可以直接影响财富分配，无论什么样的经济所有制也实现不了社会公平。不给社会精英们发财的机会，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去夺权。聪明人都知道，有了权力就掌握了经济利益。双重垄断时代贪官污吏少，野心家和阴谋家却特别多，聪明人都在挖空心思要夺权。
想要财富归属公共所有，还不如认真考虑想方设法让权力被公共掌握。我们要用公开、公正、公平的选举和表决，让人人可以监督权力和竞争权力。人人都能够影响权力，才有可能实现相对合理的正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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