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毕业分配到高中教书，月工资197元，当时的自行车、电视机、冰箱等家电，不比现在的价钱低。1996年结婚时，买了一辆低梁的红色半轮“飞鸽牌”自行车，是珍贵的嫁妆。所谓的“低梁半轮”相比青岛“金鹿”牌自行车的“直梁大轮”而言，比较小巧，适合女士骑行。这一骑便是十几年，有了孩子，后座安装一个小座，走到哪里带着孩子走到哪里，坏了修，修了坏，红漆掉了完全看不出什么颜色。有一天下班，到市场买了菜，天色已晚，急着回家做饭，把自行车往楼下一扔，拿了菜便飞奔上楼。待我回过神来，从六楼窗户望我的自行车，已是空空的，哪还有自行车的影子。二十一世纪初的时候，大家日子还不是很好过，破旧的自行车还很稀罕。为此，我伤心了很久。
第二辆自行车，是“夏普牌”，较第一辆大一点。儿子七八岁，个子长高了，需要一辆大一点的。这辆轮胎细一些，看起来弱弱的，实际上橡胶技术较以前发达，更有弹性更有耐力，骑行时感觉很顺畅。新自行车，不到一个月，便在商场门口，被偷了。明明自己上了锁，可是还是被偷。“锁”防不了小人。
没有自行车，公交车不方便，只有步行。但是孩子上学，早晨得送；我离学校八里地，得骑行，总不能步行吧。还是得买一辆自行车。上次那辆新的，因为崭新，所以被偷。这次，我买一辆旧货，能骑就行，只要不丢。于是从修自行车大爷哪儿买了一辆，大爷也是二道贩子，不过骑行很流畅，就不管新旧了。大爷说，他拾掇得很好骑，零件该换的换了，链子抹了机油，一切都跟新的一样。后来，大爷跟我说，其实他这辆自行车也是偷货。
这辆二手车，伴随着孩子上完小学。孩子用它学会了骑行，实在是太破旧了，在孩子上初中时，它光荣退休，被我送给了修自行车的大爷，物归原主。我和孩子，各自买了一辆新的，都是“夏普牌”，一大一小，儿子骑大的，我骑小的，儿子上初中上学，我到学校上班。这三年大小自行车，相安无事，儿子上高中坐大鼻子校车，我则买上了汽车。
儿子自行车，放在楼下，没人偷，我偶尔骑骑，出去买菜或兜兜风；我的自行车，给了父亲，父亲将自行车擦得锃亮，偶尔修修，像刚买回来的一样。
最近几年，兴起租自行车骑行这一行当，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是停放的自行车。用支付宝或微信，扫扫码，便可以骑行，方便实惠。自行车不再是家庭里的大支出，即便买一辆，也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价钱，可是我们现在的收入可能是以前的三十多倍。
写到这儿，想起两件跟自行车有关的事情，不能不记下来。
第一件，是自己学骑自行车的事情。
父亲买回来一辆青岛“金鹿”牌自行车，全家人爱护备至，只有父亲一个人会骑，他出海不在家，自行车就静静地待在角落里。母亲不会骑；我是家里老大，才四年级，没学过；弟弟妹妹更不会。我上六年级，个子长高了些，母亲就逼着我出去学骑。我不敢，害怕，自行车很高，凭我的个子腿的长度，根本没法再自行车飞奔的时候骑上去。母亲就在自行车后座上，绑上一块宽的长板，一旦自行车倒了，长板着地，支撑起自行车，我也不会直接摔地上去。这个主意很奏效，我竟然敢练习了，倒了几次，我和自行车都没受伤。练着练着上了瘾，一鼓作气，竟然学会了。然后，上学路上，带着同学，歪歪扭扭地气喘吁吁地到了学校；到姥姥家送东西，上坡下坡也能骑行自如，并不畏惧；到大沽河堤坝上，骑车飞奔，风在耳边呼呼地刮，抬眼远望，有前所未有的辽阔感。从十几岁到不惑之年，自行车换了好几个，骑行的路程加起来也很远，这也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心路历程。
第二件，是同学丢自行车的事情。
我发小，家境不错；因为其父亲是天津远洋公司的工人，常年出海到美国、香港等世界各国各地运输货物，能带回很多我们从没见过的好东西，不止奶糖、衣服、油画等小东西，还有电视、收音机、摩托车等大件，当然包括自行车。我们一起上高中，高中在二十几里远的镇子里，周一到周五在学校住宿，周五回家周日回校，距离不算远，我们一起骑自行车。我发小，骑了个银白色变速自行车，小巧新颖，是她父亲从日本给带回来的。我曾劝她，这么贵的自行车，很扎眼，容易被偷，最好不要骑到学校去。我发小没听从我的建议，果然，不到一个月，自行车就丢了。我发小，很心疼，她还没过了瘾，就被偷走，大哭了一场。现在我还能想起那自行车的模样，不光我发小，我们也喜欢得不得了，她大哭，我们也差点留下了眼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物质多么匮乏！
自己开车，四五年了，养成懒惰的习惯，不愿走路骑行。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多，从家到学校五里多路，有时堵车达半个小时，这时往往产生骑自行车的念想。
人类，总归要回到原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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