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星片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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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岁末年初。

这一年里的喜怒哀乐就丢给“工作总结”去浓缩或铺洒吧。过去了就过去了，行进本身就有永恒的意义，它不会因为回眸而徒增春色。

我想谈谈这一年来的读书心得。一来因为心存“逼”自己一直读下去的私心，二来是那些阅读中的体验，或明厉，或浅微，都见证了我与时光的交错。也许，唯有如此，才能再次邂逅那个乘坐在2020列车上的我。每本书都像是一座车站，先是不由分说拥抱了我的热情，然后用各色风景短暂抚慰了我的焦灼，最后与依旧困顿的我挥手告别。

读书是一件奢侈的事。忙碌的工作和费心的教育几乎霸占了我的全部时间。那种坐在落地窗前，享受阳光和读书乐趣的日子，成了远古“绝响”。终于发现类似“时间是海绵里的水”之类的格言是多么的苍白。我只能在每天24小时的最后一小时，拥有自主支配时间的权利。在这个寂寥又困倦“繁星片刻”，即便没有遨游书海的雄心壮志，也找个地方安放仰望星空的一点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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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粗略算下来，读书寥寥，大概只有二十来本，很是惭愧。这其中我最爱读的是历史类书籍，因为它们深邃辽阔，能让我在每天凌乱复杂的忙碌终了，将“小我”于瀚海中解脱出来。与古人对话是件“解乏”的事儿，因为他们“默而不语”，少了许多“变幻莫测”。

2020年读到最“惊喜”的书是复旦大学政治学教授任军锋写的一本通识教材——《帝国的兴衰：修昔底德的政治世界》。在此之前，我对西方史的书籍“敬而远之”。文化差异带来了阅读“鸿沟”，彼之常识，我之生涩。常常感叹，有时候解读历史的角度和方式比内容更重要。然而这本书让人很“意外”，它娓娓道来间的博雅气度和言辞跌宕中的“隽永”风格，浸透着中国传统史学的古典意蕴，这种融贯东西的本事令人钦佩，让人每看完一页都会遗憾，怎么这么快就要看完了，要是再多写几页该多好……上一次有这样“依依不舍”的感觉的书还是五年前看格非的《雪隐鹭鸶》。

历史因细节而真实，细节使历史有价值。《三千年来谁铸币：50枚钱币串联的极简中国史》是王永生老师写的一本关于钱币学的科普著作。中国人看待历史往往习惯于将目光瞄准庙堂之上的政权更迭，而忽略了与普罗大众更加密切相关的经济绵延，货币是打开经济史研究的一把“钥匙”。让人大开眼界的是，王永生老师做了大量少数民族地区货币史研究，让人真真切切看到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演变、坚守与传承。王老师讲故事的水平一流，“千里一孤城，尽是白发兵”的故事真是赚足了我的眼泪。

图片来自摄影师朋友。

张宏杰的《千年悖论》不知道该算历史类还是文学类书籍。精准地说，应该算“历史散文”，“鼻祖”是余秋雨，但他比“鼻祖”还情感浓烈。他从人性的维度去挖掘和理解历史人物，有很强的“现场触碰感”。但，生动易失客观，冷静易失温度，也许这是所有描述历史面貌的人都面临的矛盾之境。

与作家相比，由经济学者来写的历史就平和了许多。华尔街观察家约翰·戈登写的《伟大的博弈》，虽然处处是几十年来华尔街“发家致富”的刀光剑影，但却更像是一张张新闻照片的叠加，理性白描，再加上一点美国人惯有的幽默，勾勒出那个裹挟着疯狂舞姿和沉重步伐的时代，跌跌撞撞地蹒跚前行。然而，“历史唯一记住的教训就是历史从不记住教训”，向前走的路依旧艰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美国真相：民众、政府和市场势力的失衡与再平衡》就是例子。在美利坚这个雄霸多年的超级帝国里，现实正在不可挽救地滑向“历史深渊”。那些“火力十足”的言辞“炮轰”，只是在表达着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痛心疾首和苦口婆心。

还有几本小书是应景之读。一本是看了几眼电视剧《清平乐》之后读的《庆历四年秋》。作者是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夏坚勇。他比张宏杰更“规矩”，少了几分“惊艳”，多了主流文学的厚实。另有一本《盛唐见证：大明宫》。这本书是我喜欢的纪录片《大明宫》的脚本。去年实地游览过后，再看这个来时的“引路人”，更别有一番感慨上心头。大明宫遗址公园是个颇能让人有时空遐想的地方，驻足于此，思绪越千年。感谢遗址保护单位没有让商业之风污染这方“空灵”。再有就是易中天中华史中的《严嵩与张居正》。明史的故事读过很多，易老师的笔触最老辣。

遗址，也是建筑，拥有广袤的想象空间。

过去一年自认为读书唯一一点进步之处，在于接触到的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尤其是在读周雪光的《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一个组织学的研究》一书过程中，由于对研究范式的生疏，那种“入门者”的磨砺与顿悟相互交织相互批驳，最终打开了另一片解释力的“天空”，这种读书体验颇有成就感。另一位社会学学者严飞写的《穿透：向社会学家一样思考》，虽然学理深度没有周雪光的强，而且在学理与现实的衔接方面有明显的“脱节”，但仍不失为一本优秀的社会学科普读物。为什么要去涉猎社会学？因为内卷于秩序太深，亟待俯视人间。

这是一本优秀的社会学入门小书。

孩子不知不觉长大了。社会整体焦虑加速了时间流逝，而时间流逝又加剧了个体的迷茫。一瞬间，有多少个“理念”树起来，又有多少个“理念”被打倒。在这样的处境下，邂逅了一套商务印书馆翻译的“世界百年家教经典丛书”。我被一种温和的自然教育观“洗礼”了。当读到英国人赫伯特·斯宾塞用轻松、活泼、优美的语言写下的《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时，绝想不到他是一位响当当的哲学家。他用朴素的身体力行而非精妙的哲学原理展示了教育的真谛。难能可贵的是，他给出了很多“实操方法”去践行他的理念。我用过几个，很管用，大哲学家的招数很“亲民”。

张小妞的作品：骑自行车的女孩

斯宾塞还更正了我们对西方“快乐教育”的误读。“快乐教育”绝不等于“放纵”，相反，它需要父母对孩子的成长状态、心理发展、性格特质有非常细致的观察，需要整个家庭对世界的理解足够开放、多元、充满热情，并具备构建联结孩子精神世界和世俗目标之间桥梁的能力，进而做到“精细化”的引导和指导。因此，《斯宾塞的快乐教育》《斯托夫人的自然教育》《卡尔威特的教育》《约翰洛克的全面教育》等等，与其说是“教育”孩子，不如说是“教育”父母。

斯宾塞的时代也是以孩子掌握知识和本领的多寡来衡量教育成败，和今天的中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看完这套书我就想，当前西方社会也是如此吗？变化的方向或趋势是什么呢？为此我选择了一个在西方社会被称为教育“楷模”的国家——芬兰了解了一下。《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是一位中国母亲以自身经历为蓝本写的一本小书，里面的观点和内容可以与纪录片《他乡的童年》中关于芬兰的教育相互印证。读这本书最大的感触就是教育从来不能脱离于社会而“一枝独秀”，社会与教育的良好互动是推动教育变革的基础。

斯宾塞让我们从大自然取材教育

坦率地说，很多时候，是为了孩子，才与繁星相伴，与困倦斗争，坚持把书读下去。我总想，如若我都没有毅力去学习思考，又如何要求她负重前行呢？于是，为了讲清楚疫情病毒，我读了卡尔·齐默的《病毒星球》和理查德·普雷斯顿的《血疫：埃博拉的故事》；为了讲清楚唐诗，我读了温伯陵的《唐诗里的烟火人间》、锺叔河先生的《念楼学短》，还有朱文君老师的《让课文遇上小古文》；为了讲清她的家乡古往今来，我读了叶兆言的《南京传》；为了讲清全球贫富差距，我读了汉斯·罗斯林写的畅销书《事实》……结果呢，有点让人哭笑不得，因为张小妞根本没兴趣听。看来我在“快乐教育”上还任重道远。当然，我也承认，借着张小妞的光，读这些书让我的精神世界更加充盈。

末了，用锺叔河先生书中引用张岱的话结束这写了很多天的拉拉杂杂。“世间极闲适事，如临泛游览，饮酒弈棋，皆须觅伴寻对，惟读书一事，止须一人”。

说得多好，止须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