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无礼，无以立”，“克己复礼”是孔子一生都想要实现的愿望。为什么会如此？这主要说到仪式在社会功能上的意义了。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名著《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也有深入的分析。
《诗经》中说：“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左传》中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似乎可以给这句话标注另外一个注脚。蔡国国君蔡平公举行葬礼，新继位的太子朱在仪式上站错了位置，鲁国派去参加葬礼的大夫回国后，把这件事告诉了鲁国贤人叔孙昭子，昭子听了以后叹气说：“蔡国大概要灭亡了，就算不亡国，也一定不得善终！”何出此言？退一步说，太子朱的无心之失，不值得大惊小怪，那又如何？人们只要看在眼里，就会疑上心头，信心的动摇很容易就会导致局面的变化。各种猜测便会风起云涌，人心就会不稳，野心家就会蠢蠢欲动。
儒家之所以要搞那么多繁文缛节，因为那就是周朝赖以维系公共自觉性的法宝。这件法宝虽然最后失灵了，但好歹也管用了几百年。孔子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给这件正在失灵的法宝重新开光。维护周礼，或者说维护当时的社会秩序，需要所有人的共同自觉，如果有不自觉的人没有及时受到惩治，有样学样的人自然就会多了起来，这就是所谓“礼崩乐坏”。
在周朝的宗法社会里，天下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各个诸侯国都是这个大家庭里的中等家庭，士大夫又有自己的小家。各种家族既星罗棋布又彼此嵌套，家族之内高度自治。从管理角度上看，从上至下逐级行使权利，从下至上逐级恪尽义务。换一种通俗的说法：主子的主子不是我的主子，仆人的仆人不是我的仆人。周天子可以征调诸侯，但无权征调诸侯下面的士大夫；士大夫效忠自己的主君，但没义务效忠周天子。
显然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是相当微弱的。诸侯如果不听天子征调，天子往往无能为力；大夫如果不服国君命令，国君往往也只有徒唤奈何。
宗法制度，宗教礼法，风俗制度，礼仪规范是法典建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基础，家族关系才是政治关系的本质，“天下”是靠一整套宗法制度维系在一起的，复杂的宗法关系必须依赖复杂的丧礼来维系，过，即僭越，不足，涣散凝聚力，So，儒家格外讲究中庸之道，不过分，不欠缺。
人类的历史说到底就是靠着一个个故事来记录的，每一个特殊的日子所隐含的都是一连窜未知的想像，仪式感可以为每一个看似普通的日子和动作，标定它背后的精神内涵。这就是仪式感精神需求的的文化源头。《左传》所描述的那个社会虽早已不复存在，但从那样一种社会结构里生长出来的观念，仍然在后来的两千多年里成为中国人心中最顽固的思想根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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