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今天是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

37年前，1980年，他的小说《受戒》发表。很多人看到这篇，都惊了——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原来中文可以这样美。

《受戒》很短，讲两个少年的懵懂初恋。一个是小和尚明海，“小明子”，一个是天真浪漫的小姑娘，“小英子”。

整个故事，泉水一样清澈，青草一样简单。

也像一副铅笔素描。烟火世俗与民间生活，浅浅荡漾。

小明子和小英子，是活泼的小孩。他们在水边跑，一起插秧，割稻子，踩水车，喊场子。

故事最后，小英子撑船，送小明子去县里的大庙“受戒”（给头上烫戒疤）。回来的路上，小英子叫小明子不要做“沙弥头”，也不要做“沙弥尾”，否则以后就有可能当“方丈”，就不能娶老婆了……

在《受戒》里，叙述者的视角，是平视的，是孩童的，是民间的，是理当如此的，是纯净的。

庙宇生活，是寻常俗世，一种职业而已。

小说最后一段文字，就像一只白色飞鸟，斜着翅膀，掠过中文世界的水面。直到现在，涟漪犹未散尽。

划了一气，小英子说：“你不要当方丈！”

“好，不当。”

“你也不要当沙弥尾！”

“好，不当。”

又划了一气，看见那一片芦花荡子了。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

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

“你说话呀！”

明子说：“嗯。”

“什么叫‘嗯’呀！要不要，要不要？”

明子大声地说：“要！”

小说最后几句，是这样的：

青浮萍，紫浮萍。长脚蚊子，水蜘蛛。野菱角开着四瓣的小白花。惊起一只青桩（一种水鸟），擦着芦穗，扑鲁鲁鲁飞远了。

……

诗一般的意味，邈远悠长。

《受戒》在1980年出现，震翻的，是人们前面几十年，单一标准的口号和枯燥的话语环境。

大家重回审美世界，试着从僵化和禁锢中醒来。

2，

作家毕飞宇在南京大学讲“小说课”，专门讲到汪曾祺的《受戒》。

他给这篇讲稿，取了个名字叫《倾“庙”之恋》。很明显，是戏拟张爱玲的《倾城之恋》。

与张爱玲差不多同时代的民国小说家，我很喜欢的，还有沈从文和萧红。他们与汪曾祺，三个人的文字，都有联系。

先说沈从文与汪曾祺。

他们的联系很明显，西南联大时，汪是沈的学生，深得沈从文真传。

沈从文的《边城》，百年经典，湘西山城的爱情故事。《受戒》的文字肌理，读起来，有类似《边城》的感觉纤维。二者都质朴，天然，清澈，但它们骨子里的气质，不一样。

《边城》雄健，《受戒》淡雅。

《边城》出世，是世外桃源里回旋的激流。

《受戒》入世，是置身世情世人，认真描摹。

如果说《受戒》是一只白鸟掠过水面，《边城》就是一只鹰，在湘西桀骜森郁的峡谷口，静静盘旋。

在我的阅读感受中，后者更有力量，更远。

3，

1942年，31岁的萧红在香港病逝，汪曾祺22岁，在西南联大读书。

他们没有交集。

我爱萧红的《呼兰河传》，它“稚拙”，热忱，寂寥。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后来，读汪曾祺的《人间草木》，看到他写栀子花，写得别开生面，别致顽皮，他说：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许多人看了大笑，说这真的是汪曾祺写的吗？

我却立刻想到萧红的《呼兰河传》，她写过这样一段话：

“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

两段文字，两朵花，栀子花，黄瓜花，除了一个泼辣点，一个寂寞些，里面所蕴含的自由、自矜、叛逆、“不合群”，不在乎，难道不是一模一样吗？

1941年，萧红的《呼兰河传》出版时，有人说“这不像是一部小说”。

40年后，汪曾祺的《受戒》发表，也有人惊呼“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他们是与众不同的。

汪曾祺60岁，才重新提笔写了《受戒》，因为他说，在之前那种环境，他不想写违心的东西。

想到沈从文，40年代末无奈封笔，从此再没写出一部小说。还好，之前他已出版八十多部作品……

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作为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曾在公开采访中说：

“我已经破例说过，如果沈从文1988年5月没有去世，肯定能得奖。”

（和诺奖擦肩而过的，还有鲁迅和老舍。虽然，他们根本不需要诺奖……）

与众不同，是才华，更是坚守的负重。

还好，一切有时间和读者的验证，他们的作品，已成为我们母语沉淀的珍藏。

就像《受戒》，它是一弯永恒明澈的清泉。在那里，小明子和小英子，踩着水车，划着小船，初恋如春草萌生。美，给人宁静，给人救赎，带来充实，免于鄙俗。

这份美，也将永远平等地，馈赠给每位读者。

2017.5.16

写于汪曾祺先生逝世2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