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下韦伯难题，叫价值理性。现代社会，大家不再相信上帝、天道这些东西了，世界被“祛魅”了。在价值问题上，大家没有了统一的标准。你要诗和远方，他要功成名就；你要个人自由，他要集体温暖。这就让现代社会陷入了多元主义，韦伯把这个局面叫做“诸神之争”。
韦伯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是他找不到解决办法。只好说，咱们看清世界，放弃幻想，从容面对吧。
德国思想家尤根尔.哈贝马斯出场了，他说：这不行啊。百花齐放是好事，但是人类的公共生活，没有一个客观原则，没有共同的规范，那还成何体统？
没有规范的冲突是什么，就是弱肉强食、成王败寇的野蛮。
没有规范的妥协是什么，就是迫不得已的让步。
没有规范的宽容是什么，就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回避，或者“大人不见小人怪”的恩赐。
这样下去，就会威胁到社会的正义和人的尊严。
韦伯难题之所以难，不是因为人和人的想法不可调和吗？但哈贝马斯没有停在这里，他接着往下想：那为什么不可调和呢？不就是因为人有主体性吗？每个人都讲主体性，就难免会主观。
哈贝马斯说，现实中，我们是靠自己的主体性面对世界的吗？
不是。常识告诉我们：人不只是一个主体，而是生活在人间。我们是通过和他人交往，才完成自我塑造的。
你说，我今天要开会。这何止是你自己一个人的事呢？这是多少人和人的合作，才让你冒出来今天要想开个会的念头。你今天中午点什么外卖，也是参考了外卖网站给你的推送，销售的排名等等因素，才做出的决定。这些决定不都是在人和人之间产生的吗？
哈贝马斯发明一个词，叫“主体间性”。
“主体间性”，听起来怪怪的，不符合我们汉语的表达习惯。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最简单的三个字，“在人间”，在人和人之间。
现实生活，每个人的行动、观念，不是诞生在自己脑子里的，而是在人和人之间被塑造出来的。
主体间性不是工具，因为“在人间”是我们根本的存在方式，我们人类是会说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是我们所有行动的共同基础。
哈贝马斯对我们的日常行动做了划分。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策略行动”，就是你要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这时候你使用的是工具理性。追求一个伴侣，完成一个工作目标，这都是策略行动。
但我们的行动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没有什么特定的功利性目标。比如我们和同事聚餐，一起旅游等，这是为了真正的理解展开的行动，称为“交往行动”。
在这种交往行动中，我们有时候谈得好，有时候谈得不好。但是，我们不仅仅用成败这个功利标准来评价这场谈话，我们心里还另有一把评价的尺子，就是——你们俩在谈话的时候，是不是在讲道理、在好好说话。
哈贝马斯说，“讲道理、好好说话”这件事，其实是一种理性的类型。是工具理性和主体的价值理性之外的另一种理性，它存在于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沟通之中，哈贝马斯称之为“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为“韦伯难题”找到了“交往理性”这个解药，我们来看看这个药的疗效是怎样的。
“交往理性”，也就是好好说话讲道理这件事，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真正的规范的源头。
比如，夫妻争议孩子该不该有手机呢？丈夫说应该，妻子说不应该。他们可以从孩子的身心健康等方面找依据，还可以查文献做研究、权衡利弊。这种讨论，虽然未必有最后的结果，但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可能达成共识。因为他们在运用交往理性。
但如果丈夫说：哪来这么多废话，家里的事情我说了算！妻子说：孩子是我生的，我才有发言权。这时候，哪怕最后双方还是有了结论，却不是通过“交往理性”达成的共识，只是没有规范的妥协或宽容。
很多情况下我们达成共识，不是某个人的道理特别强，让我们哑口无言，而是因为在好好说话的氛围下，我们出于彼此的信任和尊重一起把道理讲通了。
我们能合作，能建立良性的公共生活，不是因为消除了主体性的主观分歧，而是通过运用“交往理性”，绕了一个弯，才达成的。
哈贝马斯还提出了说话的有效性的四个条件：可理解、真实、正当和真诚。他还提出了“理想交谈情景”的条件，总的来说就是保证所有参与者，能够平等地自由展开理性的讨论。
那么这个“交往理性”，有啥用呢？
我们可以用笔在纸上画圆圈，徒手画，然后评比谁的圆画得最好？我们很容易就能做出判断，谁画得更好。所谓“公道自在人心”，圆也自在人心。
几何里有理想的圆，谁也画不出来，连用圆规也画不出来。但是，一旦有了这个理想的圆，大家就有了评判的标准。
通过哈贝马斯的努力，韦伯难题有了出路。现代人类不再因为价值理性的多元化，而陷入诸神之争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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