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青年报2017年8月31日报道，山东省一养羊专业户的80只羊因吃了附近冷冻库扔掉的大葱废叶子，中毒而亡。当地卫生检疫站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喂羊的大葱中发现了甲拌磷、毒死蜱等剧毒农药成分辽宁省新民市张家屯乡哈太堡子村村民孟某已被警方控制。
看完报道我吓出一出冷汗：幸亏这笔大葱被羊先试吃了，否则死亡的就不是80只羊了！从海底捞到百只羊中毒，中间只间隔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何止令人堪忧？简直到了要影响国人生存的地步了。
我的小侄女今年才十五岁，身上毛发却异常旺盛，胳膊上、腿上的汗毛重到简直可怕。而无论是她母亲的家族还是父亲的家族，都从未出现过毛发如此旺盛的例子。十五岁的姑娘已经懂得爱美了，这一身旺盛浓密的毛发，让她非常苦恼。据她说，他们班级上的大部分女生都是这样的情况，毛发出奇的旺盛。听她无奈的述说，我心里一阵阵心惊。食品安全专家担心的问题在可怜的零零后身上初现端倪。很多妈妈、爷爷奶奶会痛心疾首的问：“现在有什么是能给孩子吃的呢？”
是啊，有什么是安全的？没人敢拍着胸脯肯定的回答。一次次的食品安全事故，不仅仅拷问着从业者的良心，更考验着监管的能力。单纯的寄希望于从业者的自我约束是不现实的，必须从法律上和制度上堵住食品监管的漏洞，让从业者不敢轻易逾规，我们的食品安全才有出路。
从2009年第一部《食品安全法》出台，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就一直在变化，这是政府积极探索更高效、更便捷的监管体系的表现。
第一部《食品安全法》把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确立为5个主要监管主体，确立了地方政府负总责的宗旨，明确了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食品安全法》给生产者、经营者到监管者都套上了紧箍咒。
这部法律的出台意义重大。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食品安全制定的法律。在此之前，我国有关食品安全的规定散见于《食品卫生法》、《产品质量法》等。《食品卫生法》是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于修订通过，1995年年10月30日施行的一部“老法”。《产品质量法》于1993年2月2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2000年和2009年分别做过一次修订。《食品安全法》的出台明确了职责分工，为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甚至开始试水监管体系的改革。
但我们只要打开搜索引擎很快就会发现，《食品安全法》并未能众望所归的彻底扭转中国食品安全的颓势。
2010年12月16日，沈阳晚报对华润万家超市三经街店出售的散装脐橙涉嫌含有苏丹红进行了报道。12月脐橙大量上市，一些颜色过分鲜美，油亮亮的脐橙其实是经过染色、打蜡“美容”过的。记者随即在市面和水果批发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市面上确实存在染色脐橙。变身后的脐橙比变身每斤前贵了一块钱。许多商家为了追求经济利益铤而走险。专家表示，食用染色水果会损害脏器，严重时还会导致重金属中毒。
2011年3月15日央视3·15特别节目曝光，双汇宣称“十八道检验、十八个放心”，但猪肉不检测“瘦肉精”。
2011年4月，工商部门发现市场上广泛流传“牛肉膏”添加剂，这种添加剂可以将鸡肉、猪肉加工成“牛肉”。据市民透露，这种“牛肉膏”不仅在小肉松作坊中使用，在一些小吃店也是“公开的秘密”。
2012年3月央视315晚会，曝光了麦当劳不规范生产食品行为。北京三里屯一家麦当劳店，将过期的食品重新加工销售给消费者。
2013年5月，江苏江阴卫某等以狐狸、水貂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制售的假羊肉，以羊冻、冻羊糕等食品形态流入了沪上9家熟食店。而周浦万达广场品尚豆捞坊销售的所谓“羔羊卷”经检验掺入了猪肉和鸭肉，涉嫌销售假冒食品，欺骗消费者。
这一桩桩一件件，暴露出食品行业从业人员的道德沦丧，也暴露出监管的缺失。
2009年之后，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分布于5大部门，在执法过程中存在沟通协调困难、部门推诿扯皮的现象，所谓“八个大盖帽管不好一头猪”。
另外，违法的成本较低，可能受到处罚的风险与违法带来的巨额收益相比简直微乎其微。如2013年5月江苏淮阴以狐狸、水貂等未经检验检疫的动物肉制品充当羊肉，根据《食品安全法》的规定：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二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违反一次法律需要付出的代价最低仅仅是区区的两千元。针对上述情况，国家对2009版《食品安全法》作了修订，2015年10月1日新《食品安全法》正式施行。
新修改的《食品安全法》在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上加大了力度，被媒体称之为“史上最严”，原先分散的食品安全责任集中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和农业部门两个部门上来，准确说是90%的监管任务集中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农业部门只负责“农田”里的事，其他的事情一揽子归食品药品监管部门统一管理。国家的目的，是想集中监管责任，减轻协调压力，提高监管效率。
为了配合《食品安全法》的修改，探索一条更科学的监管道路，在大部制改革的背景下，食品药品监管系统的体制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深圳在2009年就开始探索监管体制改革，整合工商、质监、物价、知识产权的机构和职能，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后来加入全链条食品安全监管的职能。2014年5月14日，深圳又组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在委员会下面又单设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局，将食品安全监管单列出来，以希望增强食品药品的监管力度。
而安徽采用的是浙江模式。在县（区）整合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职能和机构，组建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级和省级机构设置保持不变，工商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统一划转到同级食品药品监管部门，人、财、物随着职能的转变同时划转到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浙江模式是基层统一而上层独立的“金字塔”结构。
合并的好处是整合了各个部门的监管优势、精简机构和人员、减少部门之间的推诿扯皮。比如在工商系统、质量技术监督系统、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这三个系统中，工商系统的监管力量，网络分布最广，从中央层面一直延伸到了乡镇。这就像打拳，大脑给出的命令可以通过大臂、小臂传统无阻的传导到手指，效率更高，打出的拳头也更有利。这点大大弥补了食品药品监管体系和治理技术监督系统触角停留在县（区）级的弊端。三个部门合并之后，技术优势和监管思路的互相融合借鉴，有利于开拓思路、突破固有模式，增强创新意识。
这一轮的机构改革至今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年的时间，经过市场的检验，此种模式的弊端也在逐步显现。由于我对安徽最熟悉，这里以安徽为例。
安徽的监管模式里是下改上不改。由于之前食品药品监管系统、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人数本身很少，绝大部分在乡镇都没有触角，在机构合并的时候，根据级别对等划转的原则，原先食品药品系统和质量技术监督系统的人员统一划转到新成立的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局机关，这样就形成了乡镇的人员依然只是原先工商系统的那几个人。这样就造成了工作任务增加了三倍，人员却没有同等的增加。县（区）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要对应市一级的工商行政管理、质量技术监督和食品药品监管，套用基层人员的一句话说就是“一个孩子三个妈”。三个“妈”都要吩咐这一个“儿子”做事，所以这个“儿子”就特别的忙碌。举个例子，以前工商系统根据2009年版的《食品安全法》确立的分段管理的原则，乡镇里的工商监管所只负责流通领域的食品安全监管，而合并之后，工商所既要负责从生产到流通到消费的全程食品安全监管，还要负责药品监管、质量技术监管以及工商行政管理。这在无形之中削弱了食品监管的力量。
合并之后基层监管队伍的监管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机构改革过程中的人员流失，二是因为培养一个合格的专业人才需要一定的时间周期。如前所述，真正冲在一线的监管人员大多来自工商系统，这些人员现在除了要负责全段的食品安全监管，还要负责药品质量监督和质量技术监督。而这三个领域，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都非常强，单就食品的检验一项就需要一个大学生花四年的时间去学习。机构改革显然是没有这么长的时间给他们慢慢学习的，只有边改革、边工作、边学习，无形中降低了食品安全监管的专业性，容易出现外行人管内行的局面。
另外就是人员的流失。人人都知道改革期间是人事重组变动期，也是调动岗位的好机会。于是，能找到门路的使劲浑身解数寻求调动升迁之路。有门路的脱离了基层的“苦海”，毫无关系毫无背景的则被留在基层继续搬砖。更严重的问题是，我们的体制没有给这些无关系无背景甚至也不会拍马溜须的人一个顺畅的晋升之路。
一个基层监管所的所长是副科级别，而这个级别是公务员领导级别中最低。那也就是说这一个所里的七八个人中最多只能有一个将来能走上“副科”的领导职务，其他人则要一辈子做一个普通的科员。
升迁机会不仅小，而且耗时长。读者朋友如果有机会可以观察观察出入于各乡镇市场监管所的所长，是不是都是一些四十多岁两鬓开始斑白的中年大叔？和此相对比，在很多市级单位，想取得一个“副科”不过需要三五年，很多三十岁左右的不只是“副科”早就是“正科”级别了。同样的“副科”之路，我们执法一线奋战的基层职工却要走二十年。
而所有这一切最后都要归拢到核心的问题——福利待遇。我们的基层公务员也是人，要穿衣、要吃饭、要养家糊口，他们也渴望过上幸福的生活，这一切都要通过工资、通过“钱”来变现。
我国的公务员级别是呈金字塔的分布方式，公务员的工资直接与职务挂钩。工龄工资在我们现在的工资体系里的作用微乎其微，工龄越来越不值钱。职务上不去，工资就永远也上不去。基层人员人数众多，很多人干了一辈子，到退休的时候拿的工资也没有一个副县级干部的一半。就拿车贴来说，科员（公务员中最低级别）是550元一个月，而正县级干部是1000元，几乎是二倍。长期以来，人们认为领导干部是单位的领头羊，责任重大，理应多拿钱。但基层才是政策落实的最直接的责任人，一个政策制定的再好，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落实最终都是空谈。中国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2016年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达到23821元，我相信这个数字对于很多基层公务员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温总理曾说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尊严的活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理应让公务员也分享到。
我们应该将普通基层公务员和腐败官员区分开来。老百姓痛恨腐败、痛恨腐败的干部，大家把对腐败官员的仇视一股脑的发泄到整个公务员队伍身上，这是有失公允的。基层公务员不过是一群在政府工作、拿普通工资、养妻儿老小、过寻常日子的普通人。对于绝大部分无权无势的基层小小公务员来说，他们没有腐败的土壤也没有腐败的本钱。
想解决这些问题，只一味的从思想上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教育是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的，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是焦裕禄，只有靠制度，更公平更合理的竞争升迁制度，更合理的福利待遇体系，才能真正的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基层的同志安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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