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观心居士
有人说，书读得越多，通过对不同的观点比较，就能得出正确结论。
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则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古语，说的并非事实吗？
状元郎陈世美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古今历史上每一位大奸臣，例如蔡京、贾似道、严嵩、和珅们难道读书不多吗？
了解历史者都知道，这几位不但读书极多，甚至他们每个人的才华、智力、见识亦胜我辈十倍不止。
于是有人辩曰：他们是能知，而不能行。
这种辩解， 显然只是砌词强辩。
严嵩、和珅们这些人精，不但才华、智力、见识远胜我辈，其意志之坚、自律之强，甚至在某些方面的人格魅力，都远胜常人。这一点，大家尽可以多角度去检索史料。
毫无疑问，这些人里面，每一位都称得上是能知能行的人中吕布。但为什么他们成为了道德的反面教材呢？
恰恰在于他们太聪明。
他们非常善于在各种政治利益关系中左右比较，从而得出自己的“ 正确结论 ” 。
我不能确定，他们这些手腕，与寒窗苦读时对于各种学问作比较的习惯有没有关系。但从根子上看，起码这与他们凡事善于作比较、作权衡从而找出对自己最有利的世界观，脱不了干系。
而世间不读书之人，愚夫愚妇，显然干不了技术含量这么高的营生。
1936年，佛教高僧圆瑛、印光等人在上海举行护国息灾法会，受到各界尊崇。
那个时代即便有汪精卫、周佛海等政治投机分子。但人们的投机意识，普遍还没有那么浓厚。千百年来儒道释的道德教化，使人们心中早已扎下朴素的道德之根。
那个时代的人们，显然还没有人敢去突破某些底线。
1936年的息灾护国法会，断然不会有人往圆瑛大师、印光大师身上泼脏水。
而今天许多读书人之下作，已经远超你所能想象的人性下限。
近来香港疫情告急，香港市民钟宋旺，对于疫情应对，从佛教角度出发，建议特区政府尝试推广佛教理念。倡导市民素食，念诵佛经，佛咒。
钟宋旺还提出具体做法，比如：“ 清洁身体、斋戒、素食、慈悲、敬天地、行善、加强正向的教育、举行法会 ”。
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信仰天人感应。钟宋旺的这些倡议，显然都是正面的。很明显是出自一片浓浓的爱国爱民之心。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正面的事情，却被某家以政治投机为目的的媒体以种种歧视姿态而大加嘲讽丑化。
如同任何一个时代所发生过的所有故事一样，这家媒体强烈的政治投机丑态，丝毫不加掩饰。读书人的人性堕落之甚，令人瞠目。
有人统计，抗日战争时期，汉奸首恶三千多人，除了一千多的伪军部队，其余汉奸首恶，均是中产以上，是那个时代最有条件、最有机会读书的一批人。
比如周佛海，就曾任职广东大学的教授，典型高知人群。
传统文化犹未毕绝对之时代尚且如此，今日读书人之节操，堕落更甚。如果换到这个时代，或许乘上十倍比例不止了。
昨见俞敏洪先生在其视频中夸大了读书的作用，故我昨日撰文《知见障说》，以表达自己对此事的看法。
人的善恶，并非像俞先生所说的来自于书读多少，路行多少，因此而能提高认知，作出拣择。
从我以上所列举严嵩、和珅等人来看，俞翁之论，很难站得住脚。古人所读之书，圣教为多，潜移默化之下，也许效果会好些吧。
而今人已不读圣贤之书。所谓修业进德，又从何来呢？只凭个体自由出息罢了。
人的良知良能，从根本上来说，乃来自于人天然本具。所以当今许多人说：“基因强大，不服不行。” 时人亦列举诸多触目惊心的现实例子。
这其实非常有说服力。
关于天性良知一题，有人让我解释一下何为良知？我说：良知在心，良心是道，无以言表。而一切可成文之教条，都有可能变形为恶与诡诈。
自古以来，“仗义每多屠狗辈 ，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
当今许多人，书读越多，越不知天地良知为何物。我生平迄今四十余年，每陷我于困厄者，皆是读书多者。每从困厄中提携我者，多为不知书者。
凡我生平所接触者，朴实无华、有情有义者，绝多不读书人。奸诈无义，凉薄无情者，绝多读书之人。
这是我真实的人生体验。
让我对这一问题始终耿耿于怀的，是这两类人在我的世界里构成鲜明对比。
我的岳父岳母，即是坊间愚夫愚妇。我岳父识几个字。我岳母大字不识一个。但这二老作为乡下人的淳朴道德观，却比绝大多数读书人要强上千倍万倍。
我岳丈一家立身处世，从未曾允许自己对待旁人有任何仁义上的瑕疵。
我的父母都已离世，在我人生最艰难之时，孤苦无依之时，除了远隔万水千山所交的各位贵人善友，近旁也只有岳丈一家不离不弃扶助于我。
而我本家仅有三位高学历至亲者，一者无仁，二者无义，三者无情。非但无情，亦落井下石，恨不令我万劫不复。此皆昔年，我重恩施之于者。
如上所见，高学高知读书之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辈实多，此是我写就本文的主要动机。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古语诚不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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