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是1969年入的伍，当时我父亲只有十七岁，个子只有1米63(虽然他一直强调他有1米65，强调记录1米63这个数据是当时的民兵连长曾庆友记录错了，反正绝对不是档案上的1米63。)。
在当时，这个身高是不能入伍的，是当时的民兵连长曾庆友保送。原因很简单：家里穷，成份好，“根正苗红”，是穷苦人民的子第，需要送到部队里深造。
不过那时候普遍都穷，父亲更穷，因为父亲在三岁时丧父。
那种政治环境这在如今是不可以想象的，穷人有理，富人反而有罪。
到了部队以后，是广字607部队勤务营，只不过现在番号取消，部队上人员军改工或者退役回到地方转业。那时全营大约有两百人左右，现在父亲因为各种原因，天南地北，能联系上的战友只有39人了，在一个微信群里，开始联系上的有40个，又因为有人上了年纪，走了一个。
父亲在部队有七年，父亲到了部队以后，干了有三年的通讯警卫员，负责全营的通讯，人员接待以及警卫工作。
通讯员不好当，上要服务领导，下要服务基层，更何况父亲还没有文化，而且还是一个勤务营。
父亲仅有的一点文化就是那时在部队里习得的，从收发信件的一个个人名开始学习，只到后来的能够独立的看书写字看报纸。
可是刚开始不行，但是收信送信必须准时的送到战士手上。那个时候，可没有什么手机微信，大哥大都没有，家书抵万金，必须及时的收发信件。父亲为人机警，想了一个笨办法，每次有人要寄信，是先写好代送的，只需要父亲统一送到邮局，即便是如此，信封上的名字，父亲也不认识，下次战士家属寄来的信就不晓得送到那个连那个班，到那个战士的手上，父亲就把每个名字抄下来，做了一个类似于(12345)的数字编号，记录那个战士的姓名班级所属连队，又方便记忆学习，又能准时收发。
父亲做事是严谨的，送错信的事情，一次也没有发生过。
同样父亲性格开朗，能和战士打成一片，人缘极佳，一般的通讯员做个一年，就被换掉了，可是父亲一干就是三年，只到退役为止。当年，作为父亲的老首长，戴林才——后来在湖北省省政府工作后退休，因为许多战友都失去联系，还去专门调取了两个人的档案，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的父亲。
当年父亲送的信件还好，不用检查，可是包裹，即便是部队的包裹，邮局都是要仔细检查的，有一次，邮局多给我父亲找了八块钱，你别看只是八块钱，在当时也不是一个小数目，那时寄个省内的信邮票只需要六分钱。
父亲当时就退给了那个小姑娘，：“同志！你好像弄错了。”
虽然也可以不退，可以贪墨，但是如果……那个小姑娘绝对有大麻烦。
后来又或者跟父亲是部队的通讯员的身份有关系，从那以后，那个邮局的工作人员对父亲的包裹都是免检：“这个小同志的包裹以后一律免检！”
因为是通讯员，父亲是可以自由出入连队，有时候还要传达指令，上传下达，因此父亲和许多高层领导关系也很要好，比如说，营长张玉成，以及戴林才。
可是即便是如此，在父亲最困难的岁月里，父亲也没有动用他的关系，为自己，或者说为家人或者为我这个儿子谋取半点福利。
刚开始，我还有点想不通，后来我想通了，父亲留给我的恰恰是最珍贵的，那就是做人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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