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轼的地方官生涯中，定州是少有的北方经验。定州在今天的河北省，当时和辽国接壤，是一座边防重镇。
在山雨欲来的气氛里，换作旁人的话，恐怕根本就无心做事了，但苏轼也不知道是太乐观了，还是真的可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照旧爱岗敬业，认真投身到繁琐的事务性工作里。
你大概也了解，苏轼对佛学的兴趣，通过定州的经历，你会看到苏轼对待宗教态度的微妙之处。
不过，即将到定州上任的苏轼，临行前写了一封苦口婆心的奏章，道理讲得又简单又实用，可惜年轻的哲宗皇帝不但没听进去，还更加朝着相反的道路上一路狂奔。
书亦泽
古代政治特别受医学水平的制约。任凭帝王将相们掌握着全国最优质的医疗资源，随便一场病就可以轻易夺走生命。
元祐八年（1093年），高太后去世，年轻的哲宗皇帝开始亲政。国家要往哪边走，每个人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一切都是未知数。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元祐更化”的岁月里受尽排挤的新党人士蠢蠢欲动，期待着新一轮的大洗牌。所以旧党的当务之急，就是努力把哲宗皇帝争取到自己一边，保住胜利果实，绝对不能让新党翻身。
但他们能做的，也只有不断上书，极尽苦口婆心之能事，劝说皇帝不要在这个紧要关头受到小人蛊惑，为新法和新党翻案。而意见递进去，皇帝却迟迟没有反应，这份沉默很能让人心里惴惴不安。
书亦泽
当时苏轼即将离京到定州上任，临行前很想见皇帝一面。
这应当不是难事，因为大臣辞行既属惯例，而且哲宗年少的时候，苏轼曾经做过他的老师，彼此总还有一点师生情谊。但哲宗拒不接待，反而打发苏轼快走。苏轼没办法，心里的千言万语只好写成奏章，这就是《朝辞赴定州论事状》。
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是一组比喻，说船夫最发愁的事情就是看不清前边的转弯，但站在岸上的人看得一清二楚；下棋的人往往看不清局势，但观棋的人看得一清二楚。
道理很简单，也就是俗话说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书亦泽
所以人在准备有所作为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投入进去，而要先当好一个旁观者。这就叫“处晦而观明，处静而观动”。这样的话，用不了几年，就能把局势和人事都看清楚，看清之后，才是大展拳脚的真正时机。
这个道理如果换其他人来讲，可以讲得很玄奥。玄奥的极致，就是“用心若镜”，把心修炼得像明镜一样，事来就响应，事过不留影。
事实上，在苏轼以前，庄子讲过；在苏轼以后，王阳明也讲过。但庄子和王阳明的玄奥哲学在苏轼这里只是很接地气的方法论，简单实用，这就是苏轼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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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从正面讲清了之后，还要反过来讲。
教训比经验更能够打动人心，潜在的损失比预期的收益更容易使人动摇。苏轼拿汉景帝和汉武帝来当反面教材。
汉景帝刚刚即位就忙着任用晁错，谋划削藩，结果引发了七国之乱，悔不当初。汉武帝即位不久就到处打仗，兵连祸结三十多年，晚年终于后悔，立下政治遗嘱改弦更张。
汉景帝后悔得早，所以后果还不算很严重；汉武帝后悔得迟，所以积重难返。
苏轼的结论是：建议哲宗皇帝不要轻举妄动，先花三年时间用心观察，谋定而后动。
书亦泽
苏轼还是那个“近人情”的苏轼，他很能够体察年轻皇帝刚一掌权就很想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心，所以他并不像别人那样只是一味劝阻。
如果非要说他的这些意见里边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就是不该拿汉武帝举例子，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汉武帝历来和秦始皇并称，都属于锐意进取、乾纲独断、一味逞威风，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的坏典型。
在旧党人士看来，宋神宗身上就很有汉武帝的影子，所以当初反对新法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就会拿汉武帝举例。
于是，一切批评汉武帝的话，在宋哲宗听起来，或多或少都意味着批评自己的父亲是个昏君。
书亦泽
当初神宗驾崩，哲宗还是个孩子，很难说他对父亲到底有多深的感情，但是，高太后垂帘听政长达九年，这九年间，哲宗一直像个傀儡一样，受够了冷落。
如今熬到亲政，对祖母和旧党大臣的积怨总算可以发泄出来。于是，旧党最担心的事情到底还是发生了：哲宗决定继承父亲的遗志，把改革大业进行到底。
至于苏轼，终于没能和哲宗见上一面，只能默默地打点行装，到定州上任去了。
书亦泽
苏轼看到的定州，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尤其是军队系统，军官贪污腐败，士兵违法乱纪，还有索性做了土匪的。
苏轼忙着抓捕、判案，整饬秩序，同时还要解决军人的住房问题——当地的军营本来就很简陋，再加上年久失修，几乎已经没法住人了。
一多半的军人和军属都在贫困线上挣扎，这样的军队怎么能有战斗力呢，又怎么能指望他们遵纪守法呢？
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修缮营房，而要想修缮营房，就必须申请财政拨款。但苏轼竟然一文钱都不跟朝廷要。这是怎么回事呢？
书亦泽
其实，苏轼是整理了一份详细的预算表的，但他清楚，要钱的事情从来都不容易，拨款多半批不下来。所以他干脆只向朝廷申请171道“空名度牒”。
所谓度牒，就是出家人的执照。如果有人看破红尘，想要出家为僧，并不是抛家舍业，投奔一座寺庙就可以的，必须申请到政府颁发的度牒才算合法，有了度牒才可以免掉徭役和赋税，安心出家。
古代中国所谓出家，很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家，因为宗教永远要被政府管着。度牒相当于特许状，给谁或不给谁，每年给多少，全由政府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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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度牒就有了经济价值，想出家的人必须花钱向政府申请度牒。等到钱花出去，度牒发下来，度牒上面有了自己的名字和官府的批示，这才算正式出了家。
对于政府来说，度牒貌似一本万利，其实是有隐性成本的：每发出一张度牒，就意味着国家永久地少了一个能交税、能服役的壮劳力。既然如此，度牒当然不能贱卖。
但是，交易的价格永远都不是由成本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只有控制好发行量，度牒才能卖出高价，薄利多销等于竭泽而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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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行量控制得好，供给明显小于需求的话，那么对于政府来说，度牒就又会产生一个优势，那就是变现很快，交易成本很低——签个名，盖个章就了事了。
所以在政府财政吃紧，急需用钱的时候，往往都会增发度牒。而老百姓购买度牒，从世俗角度上看，其实就相当于把一辈子该交的税，该服的役，按照优惠价，一次性地交给政府。从这个角度上看，度牒和徭役、赋税的关系，基本上就相当于批发和零售的关系。
苏轼申请的“空头度牒”就是空白的，没签名字的度牒。地方官拿到空头度牒之后，就可以在本地销售，谁来买就在度牒上签谁的名字。经过计算，卖掉171道度牒的钱，就足够修缮军营的开销了。（《乞降度牒修定州禁军营房状》）
到了第二年，苏轼又准备维修北岳庙，照例又向朝廷申请空头度牒。奏折上说，这回只需要15道度牒就够用了，所以希望朝廷尽快批准。
写完奏折之后，苏轼大概担心说服力不足，又提笔补充了一段，说朝廷对五岳的祭祀一直都很重视，对五岳的祈祷也多有灵验，所以不能眼睁睁看着让北岳庙就这么败落下去。（《乞降度牒修北岳庙状》）
以上两件事特别能够见出苏轼对宗教的态度。通常来说，一个人经历了跌宕起伏，又处在祸福难料的当口，就很容易向宗教找安慰。
书亦泽
但苏轼不同，他虽然和很多高僧都有来往，还会互赠诗歌，自己也读过不少佛学典籍，但他的兴趣其实仅限于佛学当中那些精妙的思辨和异域的风情，信是不存在的。一个随随便便拿度牒当买卖的人，恐怕很难对度牒的买主产生什么信仰认同。
那么，维修北岳庙难道说明苏轼信仰山神吗？以为北岳恒山有能力保佑他吗？
书亦泽
这就更不是了，只是因为祭祀名山大川是儒家礼制的一部分，灵验与否并不重要，苏轼也并不真的相信它的灵验，他所在意的，只是拿出孔子“祭神如神在”的精神，借此巩固儒家秩序。在当时当地的地方政务上，修军营和修北岳庙，其实都是很务实，很必要的事情。
但是，整顿秩序，精修武备，短时间里很难见出成效。这就很考验地方官的行政水平了，既要考虑长治久安的办法，也要做出立竿见影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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