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频繁出现在中外媒体上，但是恐怕很多人并不知道它那些不为人知且臭名昭著的过往。那我们就来谈谈它的前世今生。
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建立的呢？
1942年，日本陆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事情震惊了美国军方，美军于是决定启动一项秘密计划——开发生物武器。
开发生物武器是有违背人道主义，是有违国际公约的，是全世界人民所厌恶的，所以美国人得偷偷的研究，实验室当然要越偏僻越好，最好是人迹罕至。德特里克堡看上去与世隔绝，虽然距离首都华盛顿只有50英里，但周围都是郊区，可谓是得天独厚之利啊。
地方选好，指派科学家负责这一计划，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就初具雏形了。
1943年3月，美国陆军宣布改名为德特里克堡营地，将其指定为陆军生物战争实验室的总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特里克堡的重要性逐渐降低，原因很简单：美国有核武器了，不再那么迫切需要生物武器。
然而在1949年，陆军在德特里克堡营地建起一个绝对机密的化学家小组，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有毒细菌的军事用途。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生物武器又受到美国军方的重视，照理说美国拥有核武器就已经称霸全球，已经不需要研究这种伤敌又害己的生物武器了，搞不好有毒细菌一泄漏，会危害到首都华盛顿的美国人民，完全吃力不讨好嘛。当然是有原因的。
当时两件看似无关的事情触动了刚成立的中情局，让中情局坐立不安，生出一些荒唐的臆想，那么是什么事情呢？
第一件事是1949年对匈牙利天主教会枢机明曾蒂·约热夫的审判。在审判中，站在被告席上的约热夫迷迷糊糊，目光呆滞，梦游似地问一句答一句，他还是说了不少听起来明显离谱的话。最后他以叛国罪被判终身监禁。
美国陆军的一名情报顾问当时说：“他们偷走了他的灵魂。”
第二件事是朝鲜战争结束后，据披露，许多美国战俘在谴责美国的声明上签了字，甚至有些还承认犯了战争罪。
中情局对这两件事提出了相同的解释：洗脑。中情局一厢情愿地认为，共产主义阵营一定有某种能够控制人思想的药物或技术。虽然当时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这一结论，但中情局仍然一股脑扎进这个臆想里。
即使在多年后，这出荒诞闹剧尴尬收场时，中情局也没有意识到：这世上真正被“洗脑恐惧”洗脑的，只有它自己。
话说，在1949年的德特里克营地建立起的化学家小组，开始研究有毒细菌的军事有途，之后的几年里，的确有不少研究成果，一些药水、药丸、气雾剂等。研究出了产品，必然要进行使用才能知道有什么效果。当然这些产品有什么作用，得从一些事情中来解答。
这些事情还是要从中情局的一个叫精神控制计划的项目开始谈起：
中情局秘密行动部门的负责人艾伦·杜勒斯聘请西德尼·戈特利布来负责这一项目。说到这里，得来谈谈尼·戈特利布，他是谁呢？斯蒂芬·金泽将尼·戈特利布 称为“美国的约瑟夫·门格勒”。后者是臭名昭著的“死亡天使”，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纳粹“医师”。可以说尼·戈特利布也是臭名昭著。
此后的22年中，“洗脑大师”戈特利布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孜孜不倦寻找一种方法来摧毁人的意识。他测试过数量惊人的药物组合，通常还辅以电击等折磨手段。
《首席投毒者：戈特利布和中情局对精神控制的追寻》一书的作者金泽讲述了有关戈特利布干过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
其中一个实验是，肯塔基州的7名囚犯被喂了连续77天“两倍、三倍，甚至四倍”的致幻药。没有人知道这7名黑人的命运，他们可能已经死了，临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中情局“精神控制计划”的一部分。
这些实验摧毁了许多人的意识，并造成了未知数目的死亡。给受害者使用的许多药水、药丸和气雾剂等都是在德特里克堡制造的。
然而，戈特利布的试验在20世纪60年代初以失败告终。
戈特利布的试验失败了，只能说德特里克营地的化学家们研究出的产品不够完美，研究工作依然在进行。
“精神控制计划”彻底宣告终结是在1970年，美国总统尼克松下令禁止在美国境内研发攻击性生物武器，所有生物毒剂均须被销毁。
这一刻，全世界的人类都为此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要以为美国自己研究生物武器只是在本土搞搞精神控制类型的实验，收集一下数据，然后在改进一下产品。
可能很多人认为美国人开展生物武器研究，只是在美国本土进行小规模试验，似乎让人感觉跟日本人的细菌战比起来更人道主义一点，那就大错特错了。
美国对外也发动了细菌战，这些得从中美朝鲜战争说起。
在朝鲜中部伊川，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
为什么这个时候投入有毒细菌呢？美国人的坚船利炮打不赢英勇的志愿者，恰好德特里克的有毒细菌研究已经有所成果，总要有地方有人进行试验吧？所以细菌战就来了。
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
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
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当然美国抓获的朝鲜俘虏被用作细菌试验的人数之多更难以统计。）
所以啊，很少有人知道美国人的肮脏丑恶，美国人总说自己国家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国家，很多人总觉得美国的空气都是甜的。
当然，说到这里得提一下为什么美国人如此快的研究出了细菌武器？从1949年德特里克堡营地开始有毒细菌的研究到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只有短短几年时间。
大家不要忘了，论起细菌战，日本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行家，这里面少不了日本人的力量。
日本二战投降后，在东京的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中，美国包庇了很多细菌战犯，为的是日本的有毒细菌研究成果，为的是让这些战犯为美国效力。
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
当然，二战后，这3个战犯摇身一变，成为德特里克营地的顾问，帮助美国研究生物武器。
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中美在板门店谈判，但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虽然美国如今公开说不搞生物战，不再做生物战的相关准备和技术研究，但是实际动作可能并未停止，只不过更隐蔽了。
《禁止生物武器公约》2019年缔约国会议开幕。美国作为缔约国长期独家阻拦公约核查议定书谈判。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就表示，公约一共有183个缔约国，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缔约国都主张谈判一项旨在全面加强公约，包含核查机制的议定书。但是，近20年来，美国一直独家阻挡重启核查议定书的谈判，美方给出的理由是生物领域不可核查。
这是什么意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美国就是不让你核查啊，所以它搞的所谓生物实验等等说是民间使用的，不会用于军事，但是为什么不能让国际组织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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