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自行车的情缘

我与自行车的情缘

文/徐良观

骑自行车，我是落伍者，当时主要是因为家贫无车，工作的学校离家只有数步之遥。

不会骑车还真不方便。有一次去台城玩，还是一条腿的瘸子同学骑车带我去的，从台城回来时，那位从小就患小儿麻痹症，右腿失去行走功能的老兄，载着我，踏得非常吃力。骑到梁垛时，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来个相互取长补短，用我的右腿来代替他的残疾右腿来蹬右边的踏脚，我坐在后边衣包架上，努力前倾身子，伸长右腿，配合默契地蹬着右踏脚，这样才减轻了他的负担，我们才顺利到了家。

渐渐的班上不少男女同学都会骑自行车了，有位同学调皮地对我说：“在骑车方面，我们可是你的老师哦！”家住船上的同学经常自己踏着自行车到奶奶家来上学，我这个老师还不会骑车，显得太落伍了。于是在平日，我就利用中午休息时间，借来学生的自行车练习。我在前边努力蹬，后边有同学扶着，后来几个机灵鬼悄悄松开手，让我一往直前，我竟然浑然不知，这样在学生的帮助下，我很快学会了骑自行车。

我与自行车的情缘

会骑自行车，但家中没自行车，还是不方便，家中有事要出远门，还得向左邻右舍借。订婚后，去丈母娘家，还得走着去，有时还靠未婚妻骑着自行车来带我，真的十分不好意思。

1979年结婚时，丈母娘根据我家的实际，在考虑嫁妆时，特地为女儿选了一辆载重“长征”牌的自行车。这辆车方衣包架、黑色人造革坐垫、老式车铃，手一摇，“叮铃铃”响。从此我们家有了第一辆自行车。这辆“长征”车跟着我们可谓吃尽了千辛万苦，经历了“万里长征”，为我们这个贫困家庭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记得上世纪80年代，我报名参加了中文本科段的社会自考，每次考点都是设在台城，那时为了节省几块钱的车费，我经常骑着自行车去考试。有时人进考场了，车子就放在考点学校的车棚里，考完试再骑着回家，往返就是120多里路。个中的艰辛确实难以言表。我自考了10多年，自行车就伴我10多年，直到取得了本科自考文凭。为家庭节省了数千元的车费。拿到文凭那天，我把文凭放到车座垫上，心里默默地说：“伙计呀，这军功章里也有你的一份功劳呀！”

我曾经在离家有15分钟车程的一所中学工作过，就是骑着心爱的“长征”，历经五个春夏秋冬：春日的清晨,村里还是一片宁静的时候，车子在路边杨树芽的新绿中，在小河流水的淙淙吟唱中将我载向学校；夏日的午后，我和车子在乡间小路上的树荫中穿行，风拂动我的衣襟,我感受着惬意的凉爽；迷蒙的秋雨中，我穿着雨披，车轮从倒映着天空树木的水潭中碾过，激起朵朵欢笑的浪花；雪花飘飘的时候,我仍然不会搁下我的车子，雪地上两行长长的辙痕，是我以车轮为画笔绘制的人生五彩斑斓的梦……

这辆“长征”为我的家庭建设也作出很大贡献。记得家中第一次建房，那时木头要计划供应，我们没关系搞到计划，就想出用水泥窗户代替木头窗子，那时的水泥窗户本地还买不到，我就与外甥一起骑车到海安县城去，往返有130里，购回了建房所需的窗子。平时家里卖个杂粮或者棉花什么的，都是靠的自行车，在它结实牢固的衣包架上绑上一根木棍，然后把棉花包往木棍两头一放，只要绑牢了，想到哪里卖就可以骑到哪里。记得我们东台棉花价格低的时候，我曾经在假日用自行车驮着到海安县古贲收花站去出售。记得我们家的第一台“金威”电视机，就是我们骑着自行车到海安县城买的。

后来，经历过十多年的风风雨雨，这辆“长征”车终于成了“老坦克”。接着我们家又添了第二辆“凤凰”牌自行车，儿子读小学时，我们给他买了一辆“金狮”牌26自行车。现在我家虽然有了两辆电动车，儿子媳妇每人一辆汽车。但在此之前，我和妻子还是每人购买了一辆轻便型的“捷安特”自行车，有时还不时骑着自行车出去兜兜风。

自行车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从“东方红”一直骑到“夕阳红”，它见证了我家庭的贫困与振兴，见证了我人生的坎坷和成长。无论贫穷与富贵，我都忘不了自行车的相依相伴，它是我亲密的旅伴和战友。

我与自行车的情缘

徐良观，江苏东台人，已退休，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盐城市作家协会会员，东台市杂文学会、新闻学会、摄影家协会会员。《青春百合》文学丛书主编，先后在《中国教师报》《中国教工》《中国中学生报》发表言论和通讯二百多篇，在《扬子晚报》《江苏自学考试报》《盐城晚报》《东台日报》《海韵》等报刊发表散文100多篇，并在《江苏教育报》《盐阜大众报》《盐城晚报》《东台日报》发表新闻作品5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