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增长的起落》的复盘与解读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分四个阶段回顾了美国自1870以来的美国增长史,并对未来美国经济增长可能遇到的“顶头风”进行了评测。
第一阶段 大创新(1870年—1920年)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爱迪生的发明不仅让电灯商业化,爱迪生还于1882年建起了第一个发电站,随着电的广泛使用,洗衣机、冰箱等各种电器开始普及,让妇女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大大减少,从而有更多时间投入到工作,充实了社会劳动力。有了电,也让更密集的城市里的公共设施条件大大改善。大约在1910-1940年间,美国出现了一次住宅革命,大部分家庭实现了五通:通电、通气、通电话、通自来水和通下水道,这种住宅的网络化,使富人与穷人家庭在生活基础设施上的差距越来越小。电的普及和工业革命推动了交通革命,特别是汽车的普及推动了公路建设,改变了美国城市的布局,促进了城市化迅速发展。
第二阶段 大奇迹(1920年至二战结束)
适宜的社会变革往往是社会创新的巨大潜力。戈登教授认为:美国20世纪的经济奇迹=大创新+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
20世纪30年代末,大萧条之后的罗斯福新政中,既有刺激经济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也有旨在节制大资本、保护劳工的改革政策,美国先后推出了《国家工业复兴法》和《国家劳动关系法》,工人的劳动时间下降,但实际工资提高,不仅表面上保护了工人权益,也刺激了资本,改变了资本和劳动的相对价格,让资本更便宜。于是,企业开始摸索用资本替代劳动,积极增加对机器设备的投资,使技术进步加速,更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时,大萧条让很多企业重组,大量裁员,但产出却没有大幅度下降,意味更少的雇员却实现更多的产出,意味着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即使是在30年代经济低迷的时候,很多从20年代“大创新”时期延续下来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停止,如汽车的马力在30年代大幅度提高,电动机床和手持电动工具的动力和效率都有显著提升。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战争机器的开动,战争物资需求大幅增长,失业迅速消失,催生了战时生产奇迹,不仅造军舰的进度加快,货轮的建造速度也大幅提升,当时的美国企业家亨利·凯泽(Henry Kaiser)的工厂甚至夸张到只需用4天时间就能组装好了一艘“自由轮”货船。绝大部分原本生产消费品的公司也都参与到战争物资生产中,满足战争的需求。珠宝商制造炮弹的引信,割草机生产商制造榴霰弹等等,这些制造企业都从战时经济中得到了订单,也在这种紧张的压力下提高了生产效率。
与一般虚幻的战时经济繁荣不同的是,二战之后,一方面美国政府公共支出规模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退伍军人能够享受到失业保险、优惠贷款福利及参加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的补贴,提高了美国的劳动力素质。使得经历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经济反而愈挫愈勇,激发出了一种从未出现过的活力。
第三阶段 从黄金时代到增速放缓(1950年—1970年)
20世纪50和60年代,二战结束之后,人们的消费需求旺盛,让美国从战时经济转为和平经济没有出现太大的阵痛。接下来又发生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军事订单也没有完全消失。同时,20世纪初期的技术创新仍然在继续,战争时期出现的很多军用技术纷纷转为民用,美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直到20世纪70年代,虽然技术还在不断进步,但主要还是在原有的基础上改进质量、降低价格,革命性的技术进步已经越来越少,美国经济增长呈现放缓趋势。
第四阶段 新经济(1990年—2015年)
随着电子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1996年—2004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出现大幅提升。但在2004年以后,因为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影响的信息通讯行业总量并不大,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商业销售模式,但对提高全行业劳动生产率难以造成变革式影响,其后的美国经济年均增长率仅为0.4%左右,“新经济”的拉动作用开始下降,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新动能匮乏。
根据对自1870年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回顾分析,结合当前正在兴起的生物工程、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技术,罗伯特·戈登教授对美国经济会不会出现新一轮大革命的前景进行了分析,并指出经济增长可能会遇到四股“顶头风”。 一是不断恶化的收入不平等。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不仅对穷人不利,对富人也不利,不仅会加剧社会矛盾,还会影响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甚至动摇市场经济的基石。二是教育阶层分化的倾向越来越严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中,美国是唯一一个25-34岁之间人口的高中毕业比例比55-64岁之间还低的国家,虽然美国高等教育发达,但其中小学教育水平已经大大落后,高等教育中也存在越来越严重的学费债务问题,当前美国高校学费债务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按平均数计算,一个大学生如果在上学的时候借了10万美元,他要工作到34岁才能还清贷款,而以后能够还清贷款的时间会越拖越长。这些问题都会拖累美国经济,使其失去增长活力。三是人口因素。二战之后,促进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强大因素是汹涌而来的婴儿潮,即在1946-1964年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这一代已经到了要退休的年龄,劳动人口将大大减少,劳动参与率也逐渐下降,很多劳动者找不到工作,只能等待政府的救济。美国同样也有“鬼城”,比如纽约州的雪城(Syracuse),18岁以上的劳动人口中有42.4%没有参加工作。四是债务压力。按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美国的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38年将达到100%,而戈登教授的预测是将达到125%。除了联邦债务,还有不断积累的州和地方政府的债务压力。这些都是悬在美国经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认识与思考:针对正在兴起的生物工程、3D打印、大数据、人工智能和自动驾驶等创新技术,能不能带来美国经济新一轮革命性增长,戈登教授并没有给出肯定的答案。究其根本原因,上述所谓创新技术都只是细分于某个门类的技术,而一百多年前爱迪生时代关于电的推广使用技术,是能量转化和传输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人类历史上蒸汽机、内燃机的出现,虽然提高了能量转化和使用效率,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升,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能量传输的问题,随着发电技术和电能传输技术的突破和改进,能量的有效转化和传输则成为整个工业时代和后工业时代的基础性技术支撑,为社会全行业发展提供了能源技术保障,直接或间接催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也促成了美国“最轰轰烈烈的百年大创新”。而当前还没有一种技术具有这种最底层的基础支撑作用,也就不可能成为经济创新增长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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